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国际商会
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１９９０年４月国际商会第五次修订，同年７月１日生效）
序言
目的
１．本通则的目的是为在对外贸易中最经常使用的贸易术语的解释提供一套国际规则。这样，在不同国家对这类术语作不同解释的不确定性可以避免，或至少可减至最低程度。
２．合同的当事人往往对他们各自国家里不同的贸易惯例并不一定了解，这样就会发生误解、争议、诉讼，金钱和时间都白白浪费了。为了补救起见，国际商会于１９３６年首次出版了一组解释国际贸易术语的规则。这些规则称为《国际贸易术语解释规则１９３６》，其后又于１９５３、１９６７、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作了修改和增补，现在的１９９０年版是为了使这些规则与当前国际贸易的做法相一致。
修订原则
３．出版１９９０年修订本的主要原因是企图使贸易术语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ＥＤＩ）使用的日益增加相适应。在当前的１９９０年版本中，当事人有义务提供各种单据（例如商业发票、清关所需的单据或证明已经交货的单据以及运输单据）时，这样做就有了可能。当卖方必须提供可流通的运输单据（提单）时，就有这种特殊需要，因为提单一般经常用作出售运输过程中货物之用。在这种情况下，在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信息时，保证买方所具有的法律地位与他从卖方那里收到提单时所处的地位一样，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的运输技术
４．进行修改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运输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和在近海运输中与陆路车辆及铁路车皮相衔接的滚装（Ｒｏｌｌｏｎ－Ｒｏｌｌ ｏｆｆ）运输中所采用的货物单位化（Ｕnitisation）所引起的变化。在１９９０年的新版本中，“向承运人交货术语（Ｆree Carrier）…指定地点”（ＦＣＡ）已能适用于各种方式的运输，不管其方式如何或以何种不同方式结合。因此，在过去版本中所出现的术语，诸如涉及某一特殊运输方式的ＦＯＲ／ＦＯＴ和ＦＯＢ机场交货术语已予删除。
新的编排方式
５．在国际商会工作组进行修订工作时，有人建议，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起见，
用新的方式对贸易术语进行编排。这些术语现基本上分为４组：第一类为“Ｅ”组，
只有一个术语：ＥＸworks（卖方仓库交货）；第二类为“Ｆ”组，要求卖方向买方
指定的承运人交货，其中包括ＦＣＡ（交至承运人），ＦＡＳ（船边交货），ＦＯＢ
（船上交货）；第三类为“Ｃ”组，由卖方负责签订承运合同，但对发生于装船和发
运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或其他费用不负责任。其中包括ＣＦＲ（成本加运费）
，ＣＩＦ（成本加运保费），ＣＰＴ（运费付至…），ＣＩＰ（运费保险费付至…）
第四类为“Ｄ”组，由卖方承担所有为把货物运至目的国所需的费用和风险，其中包
括ＤＡＦ（边境交货），ＤＥＳ（目的港船上交货），ＤＥＱ（目的港码头交货），
ＤＤＵ（完税前交货），ＤＤＰ（完税后交货）。兹将新的术语分类列表如下：
１９９０年国际贸易术语
E组发货 EXWEX works 工厂交货
F组主要 FCAFreeCarrier交至承运人
运费未付 FASFreeAlongsideShip船边交货
FOBFreeOnBoard船上交货
C组主要 CIFCost,lnsuranceandFreight成本加运保费
运费已付 CERCostandFreight成本加运费
CPTCarriagePaidto运费付至
CIPCarriageandlnsurancePaidto运费、保险费付至
D组货到DAFDeliveredatFrontier边境交货
DESDeliveredEXShip船上交货
DEQDeliveredEXQuay码头交货
DDUDeliveredDutyUnpaid完税前交货
DDPDeliveredDutyPaid完税后交货
此外，在所有上述术语下，当事方各自的义务都按１０点分类，卖方应履行的每一点
也反映出买方相应义务。比如，根据Ａ３款，卖方应签订运输合同并支付相关费用，
而在买方义务的Ｂ３（运输合同）项下的“无义务”就表明买方的地位。无需多说，
这并不意味着买方不可以在他需要时为自己的利益签订此类合同将货物运住所需目的
地，买方只是对卖方并无这方面的义务。虽然在买方接收货物后，卖方可能对买方如
何处置货物无兴趣，但是，就双方对关税、税收及其他法定收费和报关手续费用的划
分而言，本通则为清楚明白起见，列明了这类费用在双方间的划分。相反，在某些术
语下，比如在“Ｄ”字组下，买方对卖方将货物运住约定目的地所需的费用也毫无兴
趣。
港口或行业惯例
６．因为贸易术语必须可以应用于不同行业及地区，所以就不可能精确地列出双
方的义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就必须参考某一行业或地区的惯例或双方在以前
交易中所定下的做法（比较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九条）。当然
，最好的方法是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弄清这类行业惯例，在发生疑问时，应在销货
合同中用相应条款明确双方的法律地位。每一合同中的这类特别规定应优先或可变更
任何在各种贸易术语中列出的解释规则。
买方选择权
７．在有些情况下，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无法确切决定卖方将货物交付运输或目的
港的准确地点或区域。因此，在这阶段只提到一个“范围”是一个较大的地域，比如
，一个海港，一般还规定以后买方有权利或义务指定该范围或范围内更确切的地点。
如果买主如上述那样在有指定确切地点的义务，而他未有履行此义务时，则他应对由
此而产生的风险及额外费用承担责任。此外，如买方未使用其指定交货地点的权利将
使卖方有权为此选择最适合卖方的交货地点。
清关手续
８．一般比较好的方法是由居住在应报关国或至少在该国有代理人的那一方办理
报关手续。因此，出口报关手续一般由出口商办，而进口报关手续由进口商办。但是
，在某些贸易术语中买方可能应承担在卖方国办理出口报关手续（ＤＸＷ，ＦＡＳ）
，而在另外的术语中，卖方可能应承担在买方国办理进口报关手续（ＤＥＱ及ＤＤＰ
）。毫无疑义，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应各自承担任何禁止出口或进口的风险。另外
，他们还应确定，由不在该国居住者，或代不在该国居住者办理报关手续，是否可为
海关当局接受。如果卖方承担在买方国家的某地交货，而货物又不能在该货办妥报关
手续前运往该地，则如买方未履行其进口报关义务，从而影响了买方将货物交往该地
的能力，这时就会产生特别的问题（见下面对ＤＤＵ的评论）。
有时买方希望在卖方所在地（在ＤＸＷ术语下）或船边（在ＦＡＳ术语下）接收
货物，但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报关手续，这时就应在有关术语名称下加上“办理出口报
关（ClearedforExport）”字样，相反，如果卖方希望按ＤＥＱ或ＤＤＰ条件交货，
但不想全部或部分承担货物的进口所应付的关税、税收或其他法定收费，这时就应在
ＤＥＱ术语后加“关税未付（Duty Unpaid）”字样，或排除卖方所不希望支付的特
别税收或费用，如“增值税不付（VATUnpaid）”。
还应注意到在许多国家中外国公司不仅很难取得进口许可证，也不易得到减税待
遇（如增值税减免等）。“已交货，关税未付（Del-iveredDutyUnpaid）”就可免除
卖方这方面的义务。
但是，有时负责将货物运至进口国买方所在地的卖方，希望办理报关手续但不付
关税，如果是这样，ＤＤＵ术语就应改成“ＤＤＵ，已报关（Cleared）”。其他Ｄ
字组术语也可相应改成“ＤＤＰ，增值税未付（VATUnpaid）”，“ＤＥＱ关税未付
（DutyUnpaid）”。
包装
９．在大部分情况下，有关各方应事先明确为安全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应使用什么
包装。但是，由于卖方包装货物的义务将视预定的运输方式和时期的不同而变化，所
以必须规定卖方有义务按运输所要求的方式包装货物，但仅以合同签订时有关运输的
状况已为卖方所知悉者为限（比较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３５．
１及３５．２．ｂ．条，该条规定货物，包括包装，应“适合于订立合同时明示或默
示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表明买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术和判断力，或
者这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
检验货物
１０．在许多情况下买方可能已得到详细通知可在卖方将货物交付运输前或交付
运输时进行检验（即所谓装船前检验）。除非合同另有规定，买方自己必须支付这种
为其利益而作出检验的费用。但是，如果检验是为了使卖方能符合其本国出口货物的
强制性规定而安排的，则卖方应为此付费。
交至承运人指定地点（ＦＣＡ）
１１．已经说过，如果卖方必须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才能完成其义务
，可以使用ＦＣＡ术语。如果货物不是按传统的越过船舷方式交给船方，则这一条件
也可适用于一切海运。毫无疑义，如果要求卖方在船舶抵达前将货物交给货物终端站
，传统的ＦＯＢ术语就不适用。因为此时卖方已无法控制货物或对货物的保管发出指
示，但却必须承担货物的风险和费用。
必须强调，在Ｆ字组术语下，卖方必须按买方的指示将货物交付运输。因为将由
买方签订运输合同并指定船舶。因此，无需在贸易条件中精确说明卖方应如何把货物
交与承运人。然而，为使贸易双方能将ＦＣＡ术语作为一种“超越一切的”Ｆ字组术
语，还是对各种不同运输方式下的习惯交货方式作出了解释。
同样，对“承运人”下定义可能也是多余的，因为应由买方指示卖方将货物交与
何人运输。但是，由于承运人及运输单据对贸易双方至关重要，所以在ＦＣＡ术语的
序言中对“承运人”下了定义。应注意在那段文字中“承运人”不仅是指实际履行运
输的企业，还包括那些只承诺履行运输或取得履行运输的企业，只要它们承担作为货
物承运人的责任。换句话说，“承运人”一词既包括履约承运人，也包括签约承运人
。鉴于各国运输行在这方面的地位各有不同，还会依运输代理业的惯例而变化，序言
中还提醒卖方必须依买方指示将货物交与运输行，即使该运输行拒绝承担承运人的责
任从而不在“承运人”的定义范围内也应如此。
Ｃ组术语（ＣＦＧ，ＣＩＦ，ＣＰＴ及ＣＩＰ）
１２．在Ｃ组术语下，卖方必须自负费用签订一般条件的运输合同。因此，在有
关的术语后还应表明卖方的运输费用付至何处的地名。在ＣＩＦ及ＣＩＰ术语下，卖
方还必须办理保险并付保险费。
由于划分费用的地点是在目的地国，Ｃ字组术语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到货合同，
按照到货合同，在货物实际抵达约定地点前卖方不能免除其风险及费用。这里必须再
次强调，Ｃ字组术语与Ｆ字组术语其性质是相同的，卖方在装运国或发运国履行完合
同，因此，Ｃ字组的贸易术语合同与Ｆ字组术语合同一样，属装运合同范畴。虽然卖
方必须为货物经习惯航线由通常运输方式运往约定目的地支付运费，但对自货物交付
运输后发生的事故引起的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及额外的费用，均应由买方负责。因此，
Ｃ字组术语与其他任何术语有两个“关键”的不同点，一个用以划分费用，另一个用
以划分风险。出于这一理由，在上述风险划分点以后增加卖方在Ｃ字组术语下的义务
时，就必须特别注意。Ｃ字组术语的要旨在于卖方于签订运输合同将货物交与承运人
并在ＤＩＦ及ＣＩＰ术语下提供保险后即已正确履行其义务，可免除对任何风险及费
用的责任。
卖方也可以与买方约定在跟单信用证下向银行提示规定装运单据后取得货款。如
果卖方根据跟单信用证或按其他方式已获得货款而在已装运或发运货物后还要负担货
物的风险或费用，就会与这种国际贸易公认的支付方式相抵触。毫无疑义，卖方必须
支付应付予承运人的每一项费用，无论其在装运前支付或在目的地支付（运费到付）
，但装运或发运后发生的事故而引起的额外费用除外。
如果习惯上将货物运往目的地需签订几个运输合同，包括在中转地转运，卖方就
应支付所有这些费用，包括货物由一种运输工具转装到另一种运输工具的任何费用。
但是，如果承运人行使其在转船条款或类似条款下的权利以避免不可预料的障碍（如
冰冻、港口拥挤、工潮、政府命令、战争或类似战争的行为），则任何由此而引起的
费用应由买方支付。
１３．贸易双方也经常希望明确卖方取得运输合同（包括卸货费用）的程度。由
于货物在由班轮公司运输时卸货费用已包括在运费内，销货合同中经常规定货物应由
班轮公司承运或至少应以班轮条款承运。在其他情况下，应在ＣＦＲ或ＣＩＦ后加上
“卸货”字样。但是，最好不要用简称加在Ｃ字组术语后，除非在有关行业中该简称
被贸易双方、有关法律或行业惯例清楚地理解并接受。在任何情况下，卖方不应，也
不可能对货物抵达目的地承担任何责任而不改变Ｃ字组术语的性质，因为运输中的任
何延迟风险应由买方承担。因此，任何关于时间的义务必须是涉及装运或发运地的，
如“不迟于……装运（发运）”。诸如“ＣＦＲ汉堡不迟于…”这类条款实在是使用
不当，会造成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当事方既可以认为该条款意指货物应在规定时间实
际抵达汉堡（在这种情况下该合同不是装运合同而是到达合同），当事方也可以认为
卖方装运货物的时间必须使货物在运输中如不发生不可预见事故而延迟，能在规定时
间前抵达汉堡。
１４．在商品贸易中，经济发生买卖的商品正在海运途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在
贸易术语后加上“在海运中（Afloat）”字样。由于按ＣＦＲ或ＣＩＦ术语这时货物
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应由卖方转移到买方，可能会产生解释上的困难。一种解释的可能
性是坚持买卖方之间关于风险划分应按照一般ＣＩＦ或ＣＦＲ定义，即买方应承担在
销货合同生效时货物已发生的风险。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是使风险的转移与签订销货
合同的时间一致起来。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非常切合实际，因为一般不可能确定处于
运输途中的货物的状况。出于这一理由，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６８条规定，“如果表明情况确是如此，则自货物交与签发证明运输合同的单据的承
运人起，风险由买方承担。”但是，对这一原则在“卖方知晓或应当知晓货物已灭失
或损坏而未将此事实向买方揭示时应作为例外。”因此，在ＣＦＰ或ＤＩＦ术语加上
“在海运中”字样后，其解释将依销货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而定。贸易双方应明确适用
法律及由此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有疑问，应在合同中予以澄清。
通则与运输合同
１５．必须强调，“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仅与销货合同中的贸易术语有关而
与运输合同中有时可能会使用的条款，特别是各种租船合同中的条款（即使使用的是
相同或类似的措词）无关。租船合同的条款对装卸货物费用及装卸货物所需的时间（
所谓“滞期”条款）的规定一般更为详尽。建议贸易双方在销货合同中作出特别规定
处理这类问题，从而尽可能明确对买方提供的船舶或其他运输工具卖方有多长的装货
时间可用，而卖方在目的地从承运人处接收货物的时间又有多长，而且还进一步规定
卖方在Ｆ字组术语下承担装货风险及费用和在Ｃ字组术语下承担卸货风险及费用的程
度。只有卖方取得了运输合同的事实，比如根据“不负责卸货（Freeout）”的租船
合同条款的承运人可根据运输合同不承担卸货之责，并不一定说明根据销货合同买方
应负担卸货的风险及费用，因为可能根据签订的销货合同规定或港口的惯例，推定卖
方取得的运输合同中本应包括卸货在内。
ＦＯＢ、ＣＦＲ及ＣＩＦ装船要求
（Onboardrequirement）
１６．运输合同可决定发货人或发运人向承运人交付承运货物的义务。应注意Ｆ
ＯＢ、ＣＦＲ及ＤＩＦ中均保留了在船上交货的传统做法。虽然在传统上根据销货合
同的交货点与运输合同中的交货点一致，但当代的运输技术使运输合同及销货合同间
在“同步”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货物一般由卖方在装上船前，有时甚至在船舶
抵达海港前交付给承运人。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应使用那种并不涉及将货物装上船作
为交付货物的术语，即ＦＣＡ、ＣＰＴ或ＣＩＰ以代替ＦＯＢ、ＣＰＲ及ＣＩＦ。
Ｄ组术语（ＤＡＦ、ＤＥＳ、ＤＥＱ、ＤＤＵ及ＤＤＰ）
１７．正如上述，Ｄ字组术语与Ｃ字组术语性质不同，因为根据前一术语，卖方
有责任负责货物安全抵达目的地的约定地域或地点。卖方必须承担将货物送达该地的
一切风险及费用。因此，Ｄ组术语代表到货合同而Ｃ组术语表示发货合同。
Ｄ组合同可分为两种类型。根据ＤＡＦ、ＤＥＳ及ＤＤＵ术语，卖方交付的货物
无需已办妥进口报关手续，而根据ＤＥＱ及ＤＤＰ却必须办妥进口报关手续。由于Ｄ
ＡＦ经常用于铁路运输通常需从铁路方取得一份包括全程运输直至目的地的联运单据
，并需安排在运输途中的保险，ＤＡＦ在Ａ８款中对此作了规定。但必须强调，卖方
协助买方取得诸如联合运输单据的责任，是由买方承担风险及费用的。同样，卖方在
边境交货后，其后的任何保险费用也由买方承担。
ＤＤＵ术语是１９９０年版《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新增加的。该术语在卖
方愿意在目的地国交货但不愿办理进口报关及支付关税时，起着重要作用。在进口报
关不会产生问题的情况下比如在欧洲共同市场内部时，这一条件是非常理想并适宜的
。但如办进口报关手续既困难又浪费时间时，卖方承担在超过海关报关点以外的地点
交货的责任就要冒很大风险。虽然根据ＤＤＵ术语Ｂ５及Ｂ６款买方应负担因其未能
履行进口报关义务而引起的额外风险及费用，便在办理进口报关手续有困难时卖方最
好不要使用ＤＤＵ术语。
提单及ＥＤＩ程序
１８．传统上只有已装船提单才是卖方根据ＣＦＲ及ＣＩＦ术语提示时可接受的
单据。提单起着三项重要作用，即：
已在船上交付货物的证据；
运输合同的证明；
将书面单据转让给其他方即可转让在运输途中的货物物权的工具。
提单以外的其他运输单据具有上述前二项作用，但不能控制在目的地的交货或使
买方能向下一买方提供书面单据就能卖出尚在运输途中的货物。在目的地从承运人处
提取货物必须要占有提单，这一事实使ＥＤＩ程序取代提单特别困难。
其次，习惯上提单要签发数份正本，但当然对买方或按买方指示行事向卖方付款
的银行来说绝对重要的是，确保卖方已提交全部正本（所谓“全套”）。这也是国际
商会跟单信用证规则的要求，即《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运输单据不仅证明了货物已向承运人交付，还证明就承运人所能看到的而言，货
物交付时是处于良好状况。运输单据上表明货物未处于良好状况的批注将使单据成为
不清洁的，从而根据统一惯例是不可接受的（第１８条；也可参阅国际商会４７３号
出版物）。虽然提单具有这些特殊的法律性质，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还将为ＥＤＩ程
序所取代。《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１９９０年版已将这一意料中的发展考虑进去
了。
不可转让的单据代替提单
１９．近来，单据简化工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提单经常被与那些非海运运输方
式所使用的单据相似的不可转让单据所代替。上述单据有“海运运单”，“班轮运单
”，“运输收据”或上述名称的别称。除了在买方需要以交付书面单据的方式向下一
买方出售在途货物的情况外，这些不可转让单据的使用相当令人满意。为了能使买方
出售在途货物，在ＣＦＲ及ＤＩＦ条件中必须保留卖方提交提单的义务。但如订立合
同双方知道买方无意出售在途货物，他们可以特别规定免除卖方提交提单的义务，或
改用ＣＰＴ及ＤＩＰ条件，在这两种术语下没有提交提单的义务。
运输方式和适用通则
任何运输方式 ＥＸＷ 工厂交货（指定地点）
包括多式联运 ＦＣＡ 交至承运人（指定地点）
ＣＰＴ 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ＣＩＰ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ＤＡＦ 边境交货（指定地点）
ＤＤＵ 完税前交货（指定目的地）
ＤＤＰ 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
空运 ＦＣＡ 交至承运人（指定地点）
铁路运输 ＦＣＡ 交至承运人（指定地点）
海运及内河水运 ＦＡＳ 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ＦＯＢ 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ＣＦＲ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ＣＩＦ 成本加运保费（指定目的港）
ＤＥＳ 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
ＤＥＱ 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
向承运人作指示的权利
２０．在Ｃ组术语下支付货款的买方，应该确保卖方在收到货款后就无法向承运
人发出新的指示从而支配货物。某些运输方式（空运、公路运输或铁路运输）中所使
用的某些运输单据使买方可得到运单的某一正本或第二正本从而使订立合同方有可能
阻止卖方发出新的指示。上术运单中有一“不可支配货物（No disposal）”条款。
但是代替提单在海运中使用的单据一般没有这种“阻止（Estop－pel）”功能。国际
海事委员会草拟“关于海运运单的统一规则”以纠正上述单据缺陷的工作正在进行。
但在这项工作完成并在实际中使用前，买方对卖方有任何不信任，则不应对此类不可
流通单据付款。
关于货物风险及费用的转移
２１．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支付与货物有关费用的义务，在卖方完成其交
货义务后即转移至买方。为了不使买方拥有延迟风险及费用转移的机会，所有术语均
规定风险及费用在交货前也可转移，只要买方未按约定提货或未按卖方要求发出指示
（关于装运时间及／或交货地点）从而使卖方不能完成交货义务。这种提前转移风险
及费用的前提是货物已被确定是买方的或是术语所规定的，已为卖方另外堆放（拨归
买方）。在ＥＸＷ术语下这一前提特别重要，因为在其他术语下，对货物采取装运、
发运（Ｆ组或Ｃ组术语）或在目的地交货（Ｄ组术语）的措施，一般可确定货物是买
方的。但在极特殊情况下，卖方发运的货物可能是散装的，不能确定每一买方的应收
数量，如果是这样，在货物按上述方式拨归买方前并不产生风险或费用的转移问题。
（比较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６９．３条）。
援用本通则
２２．希望使用该通则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由《１９９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
通则》管辖。
ＥＸ ＷＯＲＫＳ（ＥＸＷ）
工厂交货（指定地点）术语
“工厂交货”意指卖方在其所在处所（工厂、车间、仓库等）将货物交买方处置
后即完成其交货义务。尤其是卖方无需负责将货物装上买方提供的车辆或办理出口报
关手续，除非另有约定。而买方则负担一切与从卖方所在处所提货起至预定目的地止
有关的费用及风险。因而这一条件下卖方所负义务最少。如买方不能直接或间接办理
出口手续，则这一条件不应使用。在此情况下，应使用ＦＣＡ条件。
Ａ 卖方必须
Ａ１ 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
符合销货合同规定的货物及商业发票或与之相当的电子信息，和合同要求的
货物符合合同的其他证据。
Ａ２ 许可证、批准书及报关手续
应买方要求，由买方负担风险及费用，向买方提供一切协助领取货物出口所需的
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法定批准书。
Ａ３ 运输及保险合同
ａ）运输合同－－无义务。
ｂ）保险合同－－无义务。
Ａ４ 交货
在规定的日期或时期内于指定交货地点，或如未规定交货地点或时间，则为此类
货物通常的交货地点及时间，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之下。
Ａ５ 风险转移
除Ｂ５款另有规定外，负担货物根据Ａ４款规定置于买方处置下之前灭失和损坏
的一切风险。
Ａ６ 费用划分
除Ｂ６款另有规定外，负担货物根据Ａ４款规定置于买方处置下之前有关货物的
一切费用。
Ａ７ 通知买方
就货物交货的时间及地点向买方发出详细通知。
Ａ８ 交货证据、运输单据或相当的电子信息
无义务。
Ａ９ 核对－－包装－－标记
支付为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所必需的核对（如核对品质、丈量、过磅、计数）费
用。
自负费用提供运输货物所需的包装（除非该行业习惯以裸装方式装运合同货物）
，但仅以销货合同订立前卖方所知的运输条件为限（如方式、目的地）。包装上应作
适当标记。
Ａ１０ 其他义务
根据买方要求，由买方负担风险及费用，向买方提供一切协助以取得买方为货物
出口及／进口，或货物在必要时通过第三国所需的由交货国及／或产地国签发或转发
的任何单据相当的电子信息。
应买方要求提供办理保险所需的资料。
Ｂ 买方必须
Ｂ１ 支付货款
按销货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Ｂ２ 许可证、批准书及报关手续
自负风险及费用领取出口及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法定批准书并办理为货物出口及进
口及通过第三国所需的所有通关手续。
Ｂ３ 运输合同
无义务。
Ｂ４ 接货
在货物根据Ａ４款规定交其处置后尽速接收货物。
Ｂ５ 风险转移
负担货物根据Ａ４款规定置于其处置下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如其未按Ｂ
７款规定作出通知，则自约定日或规定接货期限终止日起负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
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妥善地拨归该合同，即货物已清楚地另外堆放，或已以其他方
法确定为合同货物者为限。
Ｂ６ 费用划分
支付货物根据Ａ４款规定置于其处置之后一切有关货物费用。
支付因其未能在货物置于其处置下之后接收货物或因其未能根据Ｂ７款作出适当
通知而引起的一切额外费用，但以该项货物已妥善地拨归该合同，即货物已清楚地另
外堆放，或已以其他方法确定为合同货物者为限。
Ｂ７ 通知卖方
在其有权决定规定期限内的接货时间及／或地点时，向卖方发出详细通知。
Ｂ８ 接货证据、运输单据或相当的电子信息
向卖方提供已接货的适当证据。
Ｂ９ 检验货物
除非另有约定，支付货物装运前的检验费用（包括出口国当局规定需作法定检验
者）。
Ｂ１０ 其他义务
付为取得Ａ１０款所提及的单据或相当的电子信息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开支，
并补偿卖方因根据该款提供协助而产生的费用和开支。
ＦＲＥ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ＣＡ）
交至承运人（指定地点）术语
“交至承运人”意指卖方在指定地点或位置将已办完报关手续的货物交与买方指
定的承运人掌管之下即完成其交货义务。如买方未指定确切地点，卖方可在规定的地
点或范围内选择承运人接收货物的地方。如根据商业惯例要求卖方协助与承运人订立
合同（诸如铁路运输及空运），则卖方的缔约行为将由买方负担风险及费用。
本术语可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运输，包括多式联运。
承运人意指任何在运输合同中承担履行或取得履行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海运、
空运、内河运输或综合使用上述方式的人。如果买方指示卖方将货物交与诸如运输行
等非承运人，则当货物处于运输行等的掌管之下时，卖方就被视作已完成其交货义务
。
运输终端意指铁路终点站、货运站、集装箱货运站或集装箱堆场、多用途货物终
点站或任何类似的收货地点。
装箱包括任何用以将货物联成一体并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的设备，例如各类集
装箱及／或平台（无论是否为国际标准化组织所认可）、拖车、周转箱、滚装设备、
圆罐等。
Ａ 卖方必须
Ａ１ 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
提供符合销货合同规定的货物及商业发票或与之相当的电子信息，和合同要求的
货物符合合同的其他证据。
Ａ２ 许可证、批准书及报关手续
自负风险及费用领取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法定批准书，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所有
报关手续。
Ａ３ 运输及保险合同
ａ）运输合同
无义务。但如应买方要求或如由卖方订立运输合同为商业惯例且买方未及时作出
相反指示，卖方可按通常条件订立运输合同，风险及费用由买方承担。卖方也可拒绝
订立运输合同，但此时应迅速相应通知买方。
ｂ）保险合同－－无义务。
Ａ４ 交货
在规定日期或约定交货时期内于指定地点或场所（如运输终端或其他接货地点）
按约定方式或当地习惯方式将货物交与承运人或买方指定的其他人（如运输行）或交
与卖方按Ａ３款ａ）作出选择之人掌管。如未约定特定场所，或有数个可供使用的场
所，卖方可在交货地点选择对其最为适宜的场所。如买方未作确切通知，卖方可根据
该承运人的运输方式及货物的数量及／或性质所要求的方式将货物交与承运人。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视作向承运人交货已完成：
Ⅰ）如为铁路运输，且如货物可装整节车皮（或铁路提供的集装箱），卖方须以
适宜方式将货物装上车厢或装进集装箱。在由铁路或其代表接管已装毕的车皮或集装
箱后，交货即告完成。
如货物装不满整节车皮或集装箱，在卖方于铁路收货场所交出货物或将货物装上
铁路提供的车辆后交货即告完成。
Ⅱ）如为公路运输且如装货在卖方所在处所进行，在货物装上买方提供的车辆后
交货即告完成。
如货物交至承运人所在处所，在货物交与公路承运人或其代表后交货即告完成。
Ⅲ）如为内陆水运，且在卖方所在处所装货，在货物装上买方提供的承运船舶后
交货即告完成。
如货物交至承运人所在处所，在货物交与内陆水运承运人或其代表后交货即已完
成。
Ⅳ）如为海运且货物为整箱货（ＦＣＬ），在装货的集装箱由海运承运人接管后
交货即告完成。如集装箱交给作为承运人代理的运输终端经营人，在集装箱进入该终
端场所后货物即视作已被接管。
如货物不足一箱（ＬＣＬ）或货物不用集装箱装运，卖方须将货物交至运输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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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的教育观为统率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人本法律教育观透视
刘侨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摘要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教育在与传统教育思想的磨合和对西方法律教育模式的扬弃中忐忑前行，然而，当前中国的法律教育依然在不合时宜的教育理念及体制疏漏面前备感迷惘。因此，在对党中央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承袭的前提下，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以培养高境界法律人才为目标，实现学生自我完善及个体价值为指导理念，全面推行人本法律教育观统率下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
人本主义 法律教育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教育作为人类文明创造和发展的前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制度形式引导并决定着人类社会文化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同社会阶段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的不同形态，而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观则作为各种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及思想导向促使整个教育体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变革。同样，作为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正义之学和权利之学 的法学要构筑一个理性的法治社会也必须借助法律教育的支持。然而，法律教育发展史上所存在过的知识中心主义以及社会本位等颇具工具理性色彩的教育观已经与当前中国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相背离，因此，在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并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需要，我国对于当前的法律教育体制及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场以科学的教育观统率下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一、 人本法律教育观概述
康德认为，“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特征已经在他的手、手指和指尖的形态构造上，部分是在组织中，部分是在细致的感觉中表现出来了。大自然由此使他变得灵巧起来，这不是为了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而是不确定地为了一切方式。” 而正是人的这种体现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教育具有其存在的可能，即将人的某种不确定性通过教育而实现其确定的价值。当然，人也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据外在力量便必然地被塑造为某种必然的东西，其实际上是一个由内在能动性推动的趋向于无限多种可能发展的生命创造体。 而教育在内化为实现和扩张人的这种可能性的驱动力的同时，也就必然的以实现人的个性发展为其根本出发点，这也正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理念在当代教育领域内的核心反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更为理性的社会发展之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渊源于西方的哲学范畴的人本主义思想无论从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或是价值观的角度均强调了人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而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法律教育体系之内核的一大体现则是人本法律教育观的形成，即在覆盖相关领域的多元法律教育体制下，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公正的价值评断能力以及专业与相关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为宗旨，并给予学生充分的实现其人格培养及个体价值的机会的法律教育理念。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是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必须以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为前提，即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忠信于法、信仰于法才能达到法律对社会最大程度的有效调控。然而，在这样一个理性环境下各种社会单元遵循法律规则的协调运作却是由全民、终身的法律教育贯穿始终的。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却不尽然导致其绝对性，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教育应当以充分的尊重人权及满足教育消费者需求为前提，民主、平等的对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识施加影响，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作出基本的评断。因此，人本法律教育观要求法律教育作为法治社会中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主张这种权利来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教育，进而丰富其对权利之学的认知与理解。此外，当人的这种接受法律教育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应当受到相应法律的严厉制裁。
其次，受教育者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处于主体性地位。法律教育的直接对象应当是选择接受其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同样作为直接受益方对于教师的知识技能传授方式、内容以及技巧等的反映与回馈是衡量该教育效果及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鉴于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质量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其与教育者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非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亦即“应当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具有他或她自己的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授予某些东西的物体。” 可见，在这种师生关系下的学生已摆脱了不加选择的接受知识灌输的被动地位，也不再固定的成为教师单方面施教的作用对象。他们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的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及有利于本身知识架构良性发展的法学专业课程，甚至包括对该门课程授课教师的选择及理性的作出自我评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当时刻持有对自己专业技能发展方向的理性考量及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而相关研究也表明当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与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关时，学习各个科目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也许只花目前所花时间的1/3，甚至只需1/5。此外，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还体现在利于学生自我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的创造上。在各种教学仪器、设施的配备、教材的选用、课程的安排、教学积件的建立以及不同主题讲座的设置上都应当以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为考虑中心。
第三，法律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罗杰斯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出发，对教师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第一，真诚。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以诚相待，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教师应当坦诚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缺陷及时的作出纠正或开展自我批评；第二，信任与尊重。教师应当合理的尊重、关注和接纳学生的情感、意见和价值观念，并在对以学生为主体性教育模式充分的认识下为学生提供自我发挥的自由空间以及帮助对其自身潜能的挖掘，从而与学生建立起一种相互的信赖关系；第三，移情。是指教师应当以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世界观，以此在对学生的自我意识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更加有效的达到其对学生学习的辅助和促进作用。除了上述教师对学生造成的心理气氛因素外，其自身的法学专业素质、理论研究水平，灵活多变的教育技巧和方式，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安排以及参考教材、资料的选取等均应重在体现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如人本主义教育家坎姆勃斯所言：“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规定、传统、模板、发号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过程。这个角色要求教师是促进者、鼓励者、帮助者。”
第四，法律教育应当满足学生个体性发展的需要。人本法律教育观在强调法律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意到了学生间的个体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生所具有的不同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具体从法学专业学习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各人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同、学习方法不同、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不同、兴趣方向不同以及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不同等。而以人为本的法律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导方针，在把握学生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合理的实施针对性差别教育则充分体现了其对学生个体能力发展的人文关怀。
第五，人本法律教育课程观注重人格与专业技能的整合。这是以罗杰斯所倡导的合成课程（confluent curriculum）为蓝本，即强调情感与认知的融通。就法学专业课程内容的设置上而言，应当在原有学理基础上的知觉、概念、推理、逻辑认识及实践能力等理性因素以外加入与专业相关的道德、情感、意志、直觉、灵感、需要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这种人格化的课程设置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以知识纯粹性和抽象性为中心的学科结构，在尊重学生人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职业道德的培养、人格精神的塑造和正确价值观的调整以情感的互动性交流为平台有效的配合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探究。
最后，人本主义法律教育的研究对象及方法。人本主义法律教育以其自身所产生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为研究对象，注重研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观方面、个体意识、精神以及进入价值意义结构的文化背景。就研究过程而言，人本主义法律教育主张通过重新体验、理解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内心世界和活动动机来对教育中的问题作出解释，使研究者参与到所研究的客体中去，不断开拓、建构新的意义。就研究方法而论，人本主义法律教育有别于科学主义教育的统一性、简单性和必然性，而侧重于独特性、复杂性和创造性。
二、人本法律教育简史
古代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发端于此的早期人文精神在其孕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教育思想便已闪现出了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芒。由于古希腊时期尚未出现职业法学家阶层，因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教育也未能展开。然而，这一时期知识界的领袖们却站在了古典人本主义的高度、发挥其非凡的社会洞察力所主张的系列人文思想形成了人本法律教育思想最早的历史渊源，并对此后二千余年的西方法律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无论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学说均创造性的体现出了对人的认知和关怀。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古希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 ，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早在公元前5世纪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是非存在物存在的尺度” 的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古希腊智者学派，而普罗泰戈拉的这一著名论断将当时被自然哲学家所忽视的人的认识及活动的社会意义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内。由此，古希腊的法律教育思想在理性人本主义的渲染下，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人本自由论为理论基础，突出了自由教育的特点，即通过教育来解放人的心智，进而促进人的德性的发展。此外，苏格拉底也提出：“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真理，而是要做一个新思想的‘产婆’，激发学生的思维，使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既获得新知识，又学到如何获得知识的本领。”
事实上，“人本主义”（Humanism）一词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且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 自《十二表法》颁布时起，在罗马统治阶级中间就兴起了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教育活动，并设立了若干法律学校，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高等法律教育体制。 此外，职业法学家阶层及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也为人本法律教育思想步入法律学校的教授课堂创造了条件。
在中世纪绝对理性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西欧的法律教育出现了向神本主义及宗教蒙昧主义的倒退，神学在整个教育科目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且多半受教育者是以神所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来作为教育活动的准则。期间，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以及在师生关系上学生基于契约关系和家族性集团等因素而居于主导地位 的现象均与人本法律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即便如此，作为中世纪法律教育中心的波伦那大学所推崇的师生间学术性对话、辩论，为当时的法律教育方法注入了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新的生命力。
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将人文主义思想向法律教育做了历史性的引渡，进而提出人文教育的理想，其既是对中世纪狭隘的宗教教育观的摒弃，又是法律教育的一次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回归。由于西欧大陆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及发展重镇，因此大陆法系国家自中世纪以来的人本法律教育发展轨迹则无法回避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承袭的事实。从但丁的人本世界论到伊拉斯谟、薄伽丘的世俗人本主义，并在以波伦那大学为中心的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主张人权、理性及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潮将法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世俗化的学问，并作为一种独特和系统化的知识体来教授。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大陆法系原本的人文教育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延伸，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被视为人本法律教育的发展阶段之一，即通过创造自由的教育环境，顺应自然的发展学生的能力并以教会学生学习为原则。可以看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法律教育中均是以罗马法及实在法之上的系统概念和原理为讲授重点，综合运用注释法学派的教学方法和提供系统的现成教学材料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抽象的逻辑思考及理论体系的构筑能力。二战以后，以新技术革命为背景，大陆法系在原有的法律教育模式中又注入了重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人格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结构组织与发现教学模式、暗示教学法以及合作教学法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元素，并继续朝着人本法律教育模式的方向发展。
虽然英美法系法律教育的发展道路与大陆法系大相径庭，但其朝着人本法律教育方向的发展趋势与大陆法系异曲同工。相对而言，英美法系国家严格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自十七、十八世纪学徒式教育才逐渐让步于大学法律教育及正式的职业教育。英美法系的法律教育源于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性场所业务技能的传授，因而决定了其现代法律教育以实践性教育为基础的特点。虽然，英美法系的法律教育也在寻求统一性和合理性，但大量判例的存在和演变阻碍了大陆法系讲座式讲授方法的适用，而在20世纪美国著名法律教育家兰德尔的教育改革中所创设的判例教学法则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学生被动收受传统教育的格局，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及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具有莫大的帮助。 同一时期，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先导的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对行为主义教育思想及教育技术作用偏面扩大的批判中逐渐兴起，其主张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并在一种非指导性教学模式下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潜能。此外，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法、威廉姆的邀请教育、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杜威强调学生自主性、独立性学习的教学理论以及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与法律教育的有机结合也很好的促进了英美法系人本法律教育的发展。
传统中国社会没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从哲学意义上系统阐释自然理性和人为理性的区别，也没有把法律和司法领域视为一门艺术， 但传统中国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法律教育理念和模式。虽然，中国自清末才出现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 ，但要追溯其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的起源却是由来已久。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而此时所萌生的人本论思想也表达了其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关爱和尊重。《礼记》有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在此基础上，儒墨两家所体现出的仁爱兼爱、有教无类的孔墨教育精神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尤其儒家教育观更是在汉代所实施的文教政策后，为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教育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继承西周的“敬德”传统，以孝悌为根本、伦理为核心，注重道德完善的人文主义传统。《礼记》中《大学》的开篇即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又提出实现此宗旨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构成封建社会“修身为本，修己治人”的教育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知”、“勇”、“美”、“才”等方面均应得到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孔子教育虽然是以“仁”为本，但却未曾忽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其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强调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来突出其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与之相结合的是孔子所创的另一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即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体性差异，避免千篇一律的说教。将先秦时期儒家教育经验与思想进行总结的是作为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教育专著的《学记》，其在教育原则、方法等方面都渗透着“立人”的教育观，即认为教学是学生主体与教师互动的过程，在教师积极的启发引导下，应重视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从学力和人格两方面关注人的发展，这可以在《学记》里所体现的“教学相长”、“预时孙摩”及“善喻”等观点中窥见一斑。由此至明清时期，历代的教育思想都在儒家教育观的基础上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唐代教育家韩愈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相互为师的观点；在宋代理学教育思潮影响下，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的书院制度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模式，其采用问难论辩式的教学方法，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并积极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 然而，清代的科举考试以及自康熙朝始的文字狱却严重阻碍了以人本主义教育的发展，期间的幕友法学教育也同样抑止了法律教育的发展。事实上，纵观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主要是以德育为本位进而承认并巩固君王的统治。因此，从儒家到清廷均不重视法律教育，代之以君本论前提下强调人伦精神的道德教育。
三、 人本法律教育的基本模式
二十世纪的法律教育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各种教育思想流派的不同社会观、哲学观和人生观在法律教育的宏观及微观层面的整合过程中，各自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出了人本主义法律教育观的发展倾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法律教育体制的改革虽然仍在继续，但各国根据自己对人本法律教育观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本法律教育模式。现就美、英、德、日四国的相关基本情况进行简要的论述。
美国的法律教育体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构建最为完备和科学的国家之一，其大学教育分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非职业教育（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两种，而法律教育则可谓是职业教育的表率。美国法律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学专业本科生，若想要入读法学院则必须先在其它专业或领域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便在一开始就确保了法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多样性，他们能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法律。这样，在一群“出生背景迥异”的学生聚集的课堂上更容易迸发出创造的火花。据统计，全美约有203所法学院，经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ABA）承认的有185所。
这些学院大部分附属于大学之内，少部分属于独立的法学院。此外，美国法学院所提供的学位相当之多，至少有几十种，以供国内及国际学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进行自主选择。由于美国的法律教育以职业性教育为重点，因此部分法学院与地方上的法院和检察院合作，让一定数量的学生担任其职务，以增加学生的司法实务知识。 由此可见，美国人口虽占不到世界人口的10%，但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
除耶鲁大学外，美国几乎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哈佛大学首创的问答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学生的论证能力，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学生必需在课前做大量而且充分的准备，如累积素材、案例分析，甚至要做到对一些概念和词语的反复推敲和斟酌以应付课堂上教授寻根究底的追问。在这样的训练下，学生不要仅对法学理论及法条熟记于心，而且在将其灵活运用的同时也提前进行了法庭辩论的演练。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诊所课程以及模拟法庭等课程也同样体现了其法律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侧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法律教育提倡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氛围。注重将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的融合，在同一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各自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而这种在“国际性”环境下不同的法律思想和价值的磨合，有助于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形成自己对真正法律价值的追求。以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每年暑假都会在亚洲与香港大学、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暑期国际法学交流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50至70名学生参加，授课内容除美国法律体系介绍外，其它课程每年均有变动。
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以各州为单位出题的，不像我国每年举行统一的司法考试，且难度各不相同（以纽约州和加州试题最难）。学生一般在考前2个月左右才开始准备律考，故对其在校学习的牵制不大。正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陆登庭所说：“即使在专业学院，对学习法律、商学、教育、医学、政府管理和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说，他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学习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习非常专门化的专题或培训内容。”
英国的法律教育虽然渊源于中世纪，但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却几乎不存在。然而，勿庸置疑的是英国法律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全球法律发展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它的法律教育成为全球多数国家效仿的模板。
英国法律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即学术教育阶段、职业训练阶段和实习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以案例教学为主，采用问答式和讨论式的方法来促进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并掌握广泛的法律知识与规则。 在后两个阶段中，除了开设法律技能训练课程外，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英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法庭及其他重要机构，如英国国会、伦敦劳埃德船级社、伦敦证券交易所，甚至去布鲁塞尔参观欧盟的法律与政治机构等。此外，学生在获得英国的法学学位之后，还需要参加本国的某专业课程，作为开业的实习(期限通常为一年)，才能成为职业律师，由此可见英国法律教育对学生实务性专业技能培养的重视。
以《法官法》为核心的德国法律教育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培养以法官为主的司法官员。德国的法律教育可以划分为大学学习和见习服务两个阶段，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 在大学学习阶段，除了必修与选修两种讲授式课程外，《法官法》第5条a条第3款还规定：“大学的学习内容还应包括审判实习、行政管理实习和法律咨询服务实习。”巴伐利亚州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教育与考试规则》中第14条规定：“实习为3个月，内容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并且各占一个月。” 《法学教育改革法》第5b条第4款规定：“义务站点培训至少为期3个月，在律师事务所的义务站点培训至少12个月。” 德国的法律教学方式主要以大课讲授为主，其它的还有专题研究报告，练习课，初学者学习小组以及国家考试准备课程等。其前期主要是对理论素质的掌握，而后期（约第6－8学期）则侧重于考试的技巧以及考前的准备。
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后，便可进入第二阶段即见习服务阶段。此时的受训者被称为“候补官员”，享有临时公务员的身份，可以领取津贴。 《法官法》第5条b规定见习时间为2年，并分为必选和自选两部分。而接下来的第二次国家考试则作为德国法律教育的结业考试，也是候补官员的任用考试，通过率低于50％ 《法官法》第5条规定：“取得法官资格必须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考试，即必须首先成为完全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样，要成为检察官、律师和公证人员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资格。”德国《公务员法》第14条a规定：“高级文职官员的资格也可以根据《法官法》第5条的规定取得。”
可见，德国法律教育的人才筛选是宽进严出的，并需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与遴选才能确保法律从业人员过硬的理论及职业水平。在这种职业教育色彩浓厚的教育体制下，大学法学院自然会与各州司法、行政部门在许多方面形成合作关系。且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则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州司法部（通过州法律考试局）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日本的法律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律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律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律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若要成为法曹，则必须首先通过竞争激烈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 在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但合格率仍然维持在1/20。 如此一来，日本法学院学生若想在法学领域有进一步的拓展则必将经历司法考试这一精英型的选拔制度，而在这样一种的严格的遴选中的“幸存者”方能在“正统”的法律职场上大施拳脚。这样，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民间企业。
针对日本法律教育的上述症结，法科大学院的构想随之提出，开始进行将日本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家的选拔、培养相结合的改革。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研究生学院的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律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赋予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其学制一般为3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可获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此外，法科大学院的法律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
从上述国家法律教育的基本模式看来，在体制结构上主要是一种精英培养模式，世界大多数国家能够真正进入司法部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的法学专业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如图表所示）。这是因为法律工作需要很强的职业素质，它需要从大量的法学专业学生中选拔出优秀的毕业生来从事这项专业性极强的职业。也正是由于法律教育对精英型专业人才的需求，从而决定了人本法律教育观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即只有在一种能够促使受教育者通过自我实现来达到个人最高程度发展的教育体制下，精英型人才的诞生才能成为可能。这对于我国人本法律教育模式的建立和发展也同样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各国法律家人数的比较
单位：人
国名
人数
法官
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