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周永坤


一、陷入困境的信访

信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虽然外国也有与中国的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例如法定的行政中介人制度、俄罗斯的投函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但是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发端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依应星的研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阶段，二是1979年到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阶段，三是1982年至今的阶段,[1]这大致是可取的。1950年代，在传递社会信息与解决纠纷的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信访是一个有用的制度，它表达是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同时是官员凭新理念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高度灵活与随意的制度。在一个缺乏起码民刑法律与宪法的动员型社会中，它几乎是唯一的、自然的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治斗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是政治权威利用民众清除政治对手的制度，它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告密行为。第二阶段的信访是大乱以后社会调整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它的功绩是为成千上万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平反和为文革中受到冲出的人们陈情昭雪。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司法的权威严重不足，信访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代偿功能便得到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它明显地具有临时性、权宜性。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大量法律的制定与法院制度建设的加强，法院在中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信访制度一度开始弱化。[2]

前两个阶段信访生存的社会条件是单位社会，在一个单位社会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社会，由于单位领导对下握有经济与政治的全权，加上人们的利益主要来自权力的分配，人们产生纠纷的概率不高，且大量的纠纷在单位内就消化了，法院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那个时代里我国社会的低诉讼率就是证明。1980年代中叶以后，单位社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组织严密的单位社会解体；接着是城市的改革与大量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破产与转制、个体经济的放开与外资的引进使城市的单位也随之大量解体。单位的衰落导致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逐步解体，与此相应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这是一个宏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

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单位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是纵向服从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而在契约社会中人们的基础性关系是平权的关系，是权利关系。由此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同时由于力量的不平衡，许多矛盾被权力所掩盖：在那样的社会情景下，除了权力对弱者的道德同情以外，弱者没有办法与它讲理，所以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因此外化出来的纠纷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起码理应如此），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给提高法院的权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我国法院的权威在1980年代中叶前后是1949年以来最崇高的。[3]

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法院地位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是社会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各类的非司法机关而非法院——我们的许多纠纷是法院不予受理的：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压力下和非诉讼制度利好的引诱下纷纷走向非诉讼的机关。[4]这样，随着199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社会纠纷大量拥向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的制度回应就是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甚至法院也不能例外。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不唯如此，通过信访机构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信访机构事实上取得了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的角色，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极端的就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所谓的“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次级”机构的明证——法院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当事人通过信访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甚至在种种司法外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作出与自己先在的判决不一致的判决。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当事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访启动高于法院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法院判决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终性被打破。[5]

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在组织上的反应就是信访机构的行政级别普遍升格，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

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将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因为信访的产出往往是非制度性的、甚至是反制度的，[6]因此，与人们降低上访的初衷相反：信访产出的上升又刺激了上访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在最近１０年以来，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３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据统计，从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同一时间段，同比增长近1／3。周占顺局长同时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增加，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上升幅度大，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8]各地的信访大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9]为应对这一局势，各地的信访投入日益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10]　　

进入21世纪，信访工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种关于信访改革的呼声日高。从2002年开始，关于将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与改革信访工作的文章开始涌现。[11] 2004年5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2]

信访制度已经直到了死胡同，改革势在必然，但是如何改革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二、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

对信访潮的理论回应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２００１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13]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信访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他指出，“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例如宪法学者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14]

强化信访的思路已经进入修改后信访条例的草案。原本要在2004年11月份出台的新的信访条例草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人们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15]有的地方更是走在中央的前面，率先开始强化信访的功能与权力。例如，《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就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16]

与此相反，少数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是其代表。于建嵘认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7]





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中，强化信访的主张显然占了明显的上风。它不仅有学者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有官方的支持。在中国的国情下，决定立法的首先是官员。新《信访条例》的出台无疑为这一短暂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究竟向何处去？法治与与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将社会导向法治与和谐？新《信访条例》当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疑难信访事项可举行听证，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信访人保护的细化，信访方式的多样化，信访便民原则的细化，信访事项范围的扩大等。但是，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很明显，它贯彻的是一条强化信访的思路。众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将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三、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信访制度的利弊

应当指出，信访权是我国各部宪法所保障的，是宪法性的权利，信访制度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作为公民，信访的权利依据是“信访权”。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7月29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29日公布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三章 发包和承包
第四章 中介服务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含建筑装饰，下同）、建筑构配件和非标准设备加工及其发包、承包、中介服务等建筑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建筑活动应当遵循公正平等、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建筑市场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能，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六条 从事下列建筑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申请办理资质审查手续，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按核定的范围经营业务：
（一）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建筑构配件生产；
（二）建设监理；
（三）建设工程的质量检测；
（四）国家和省规定实行资质管理的其他建筑活动。
第七条 建设单位的建设项目管理机构必须办理建设项目管理资质审批手续，领取资质证书。未取得资质证书的，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对建设项目实施监理。
第八条 资质证书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核发，定期审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第三章 发包和承包
第九条 建设项目立项后，建设单位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建。未经报建，不得发包建设工程。
第十条 建设单位发包建设工程应采取招标方式，可以按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三个阶段实行分阶段招标，也可以合并招标。
建设工程的设备采购和建设监理可以实行招标。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发包、招标工作，应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下，由建设单位或者其代理人主持。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其代理人不得将能够独立承包的工程肢解后发包、招标。
第十三条 工程勘察、设计发包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准或立项；
（二）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第十四条 工程施工发包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初步设计及概算已经批准；
（二）工程项目已列入年度建设计划；
（三）建设资金落实；
（四）有建设用地许可证和规划许可证，拆迁符合工程进度要求。
第十五条 承包单位承包的建设工程应当自行组织完成。具有总承包资格的单位可以向具有承包资格的单位发包工程，分包单位不得转包。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必须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按设计内容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申请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八条 省外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设备销售、建设监理等单位来本省承揽业务，须持有资质证书和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具的介绍信，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缴纳管理费。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建设工程的发包、承包和招标、投标工作。

第四章 中介服务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实行建设监理制度。下列工程项目应当实施建设监理：
（一）大、中型建设项目；
（二）国家和省重点工程项目；
（三）重要的民用建设工程项目和各类开发区、住宅小区；
（四）使用外资的建设项目；
（五）发包方未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项目。
其他建设项目的监理，由发包方自行决定。
第二十一条 招标工程的标底编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标底不得泄露。
第二十二条 建设咨询应当委托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的咨询单位承担。
从事咨询的单位应当及时提供可靠的资料和信息，不得同时接受招标方和投标方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咨询。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及其材料、设备质量的测试、检验，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测。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实行分级分专业管理。
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必须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工程竣工后，由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定质量等级。
第二十五条 承包工程必须保证质量。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建筑工业产品和设备，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设计要求。施工单位不得偷工减料或使用劣质建筑材料、建筑工业产品和设备。
未核定质量等级或者核定为质量不合格的建筑产品，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承包方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对建筑产品实行保修，其费用由责任方承担。保修的质量应当经负责该工程质量的监督机构认可。
第二十七条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发包方或承包方的原因造成建设工程费用增加或工期延误，责任方应按合同约定或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赔偿。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造价实行统一管理，执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的工程概算、预算、费用和工期定额以及计价办法。
专业专用建设工程，可以参照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专业建设工程概算、预算、费用定额以及计价办法。
建设工程可以实行分等核价，优质优价。
第二十九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建筑材料的价格以及人工、机械费用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建设工程的价格预测系数、价格结算系数、预算定额、费用定额以及计价办法。建设工程概算的调整，须征得同级计划等有关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发包方、承包方、中介服务方，均应当依法签订合同。
第三十一条 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工期定额、价格规定，合理计价。
第三十二条 建筑市场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应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核发的证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可并处1万元－10万元的罚款：
（一）未报建或未领取施工许可证而擅自开工的；
（二）向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发包建设工程的；
（三）应当招标而不进行招标，或者在招标中弄虚作假的；
（四）泄露标底的；
（五）将能够独立承包的工程肢解后发包、招标的；
（六）应当实行监理而不实行监理的；
（七）工程开工前未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
（八）其他扰乱建筑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并可按工程总造价的1－2％处以罚款：
（一）未办理资质审查手续或者未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即从事建筑活动的；
（二）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从事建筑活动的；
（三）转包建设工程的；
（四）不按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质量监督检测，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六）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或设计图签的；
（七）参加投标的单位或个人串通作弊，抬高或压低标价，采用不正当手段竞争的；
（八）使用未核定质量等级或质量不合格的建筑产品和设备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责令改正，并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的承发包双方分别处以建设工程总造价5％的罚款；对设备采购、建设监理的承发包双方分别处以收入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建筑市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建筑市场管理的其他人员，在建筑市场交易或者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绝、阻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建筑市场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