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如何解决法律平民化

刘成江


　　一、法律援助的平民化
　　安徽一农妇在浙江宁波帮人放牛时，不幸因牛误撞上裸露在外的高压线而触电身亡，家中只有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马上派一名律师赶赴宁波，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为她的家人争取到了１０多万元的赔偿……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司法援助体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长了35％。法律援助机构从2000年的1890个，发展到2008的4043个。在乡镇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基层团体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身影”，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就来访接待、办案程序、经费使用、社团参与、机构网络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禁止有偿服务等十几个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有效地推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法律援助已日趋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内容，也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由于普法宣传还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区，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还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还存有高成本现象，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和免费诉讼费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致使百姓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此前，媒体报道了许多地方推出了农民工可享受免费的法律援助新举措。可事实上，近年来，农民工为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屡屡上演了跳楼、自杀、群殴悲剧，在此法律援助或缺位或失语或疲软乏力，没有真正地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养猪农妇熊德明只所以成为“讨薪明星”，成为农民工寄于厚望的“救世主”，便折射出了这种法律援助的滞后和欠缺。
　　法律援助既是法律完善和成熟的一种必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而法律援助真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能否实现平民化。换言之，就是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每每受到损害时，法律援助能及时地、有效地、义无反顾地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便昭示了法律援助体系的真正建立。
　　二、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四条对“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做出了具体的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在这四个必备条件之外，另起一行还有个补充式的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决定》中关于“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是否应该成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存在“精英化”的趋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明显存在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由于过分注重《决定》中关于学历的要求，导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平民化”的人士太少。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水平普遍很高。资料表明，江苏省2732名人民陪审员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区，许多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的学研机构，具有相当浓厚的学术、技术背景。由于人民陪审员中高学历者居多，存在着“精英化”的趋向，使得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
　　陪审员制度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在创设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可以说，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审制与选举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不仅仅是通过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体现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众的参与必须体现出广泛性和开放性。但是，从我国目前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把学历作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重要参照标准，把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就在实际上割断了法律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剥夺了大部分民众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机会，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实行陪审制度较早的西方国家，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等原因，不能对事物作出辨认，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比如美国强调，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
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学历，将意味着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审判领域之外，使他们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对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权利的剥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低学历的人群，比如工人和农民排斥在司法活动之外，而应该不分性别、职业、民族、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参与司法审判，使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实。
　　(3).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法国18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曾说过，陪审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实践证明，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对诉讼争论根据事实同样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精英化”无关。而且，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的群众，他们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活动中更注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案件，这将有利于把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价值标准融入司法审判活动中，与职业法官形成一个思维的互补，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人民陪审员“平民化”的标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扩大普通群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机会，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审判中去。具体来说，凡是在地方选举中进行了登记的选民，并且符合《决定》中关于“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四个必备条件，没有犯罪记录或职业限制的人，都应该可以出任人民陪审员。
　　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
　　三、司法考试的非平民化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统一的、严格的法律职业准入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队伍的职业素质，同时，全国各界也都对司法考试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怪现象也频出，一是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五花八门，另一个怪现象是法律科班出身的考不过非科班出身的，甚至相当司法机关人员报考，通过率也是可怜的很，有的地区公检法系统竟会出现“全军覆没”。《南方周末》曾报道，南宁市195名法官报名参加首届司法考试然无一人上线，而7名农民却有2人过了关。
　　经过四年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方法的专业训练、教育，大部分法学院毕业生却只能望司考而兴叹，而一些无任何法学基础和功底的其他专业人员却能经过几个月的挑灯苦读、临阵磨枪而轻松跨过“中国第一考”。且不说大学法学教育是否跟得上时代脚步，也不论司法考试本身是否存在各种缺陷，单说那些虽通过司考但属非科班的准法律人（本文单指狭义意义上典型的法律人）与科班出身的准法律人是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呢？答案不言自明。对饱受了几千年高度行政垄断的国人来说，大众化和平民化，都是一个让人振奋，激动人心，充满幻想和不敢奢求的字眼，而正是平民化至少在形式上打造了一种人人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王侯将相天生贵种的传统思想桎梏。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什么职业都倾向于构建一种什么人都可以从事，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低门槛准入制度。然而，法律职业，不像饭店一样开放给任何人进入。一般人可以了解法律知识，接受法律普及，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但是决不能介入或者染指法律这一职业。就像医院一样，没有经过医学教育并获取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是绝对不能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否则一定会使人们对医院产生高度怀疑和不信任感，这样的医院有谁敢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做赌注呢？专门化职业，本身的含义就“蕴涵着专业的、对于外行来说是一种‘深奥’的知识”，法律职业是一种“娴熟于繁杂而为外人所无法掌握，不可言说程度较高的职业”，也一直是奉行法治与权威的国家权力的支柱。
　　法律职业共同体必须是要由具有法律知识结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的法律人构建，要成为法律人必然是受过专门法律专业专门训练，具有娴熟法律技能和法律伦理的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法律人不能走大众化、平民化道路，因为他们当中或是担当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实现公平，或是要维护当事人利益，实现程序正义，或是要维护国家和人民合法权益，打击犯罪的重要角色，法律人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现代司法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进而司法考试也不能走大众化、平民化道路，而是要走向专业化，因为成为法律人的必经阶段和前提是要通过司法考试。
　　将来司法改革是将司法考试平民化一票否决呢，还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再从其他方面采取措施弥补缺陷呢？比如通过对非法学专业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进行一定时间的法学教育和培训。我认为，为了全面提高整个司法队伍的素质，树立司法权威，更好的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构架尽可能完善的司法制度，应对司法考试实行“司考专业化”原则，这样还可以减少因再教育而增加的成本等诸多弊端。所谓的“司考专业化”，就是只有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以上文凭的法学院毕业生以及现在律检法系统的在职人员才能参加司法考试。当然一定会有人坚决抗议，认为这样是直接剥夺了人人平等的权利，或许有人还要提出本来司法考试通过率就低，若是司考专业化，岂不是更难以满足法律职业的需求。对于前者，前面已经有所简述，对于后者的担忧，不敢苟同。我国不是法律职业人才缺少，而是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仅以法官为例，在英国法官与总人口比例是1:11万，与我国一水之隔的日本是1:4.3万，美国法官年均审案300～400件，但是我国有资格担任法官者21万，比例是1:6000，而年均审案30多件，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也足以说明我国的法律人才并不缺乏。但是，就目前我国律师队伍来看，确实不够强大，人员匮乏。然实行司法考试以来，通过者进入律师队伍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司法考试平民化也不能解决律师队伍人才紧缺的现状。
正如爱德华•Ｓ•考文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兴废存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法律各种经验材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取到的，是一个积累、实践、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过程。而这一切都要从正规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法学院）开始，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甚至必经的阶段，法学院是培养法律人的摇篮。在德国、美国、日本等法治国家，要想成为法律人，都是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法学专门教育、培训的，如日本，必须经过四年法学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然后在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通过结业考试，才能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在德国，要成为一个检察官，法律系毕业生先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后进行至少两年的见习实践，然后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取得从事司法职业的资格。再经历一年的实习检察官时期，才能取得五年的候补检察官身份，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时，才能担任正式的检察官；而在美国则要求的准入门槛更高，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必须先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再接受三年的法学初级教育，继而在通过州司法考试，才能取得一般律师资格。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为四年，本来就有些不足，更何况没有经过四年专门法学教育的人士呢？
　　所以说“司考专业化”绝对是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司考的专业化不是否定了法的平民化,相反,司考的专业化保证了法的平民化,如果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对法律都相当娴熟能灵活运用,能更有效率的解决百姓生活中的纠纷和问题,我想这也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吧.至少能让人觉得出了事找”法”也能有效解决问;,而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出了事宁愿私了也不愿诉之公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2012年10月3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2年11月2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63号公布 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当事人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应当遵循属地管理、预防为主、依法处理、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指导、协调、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维护医疗机构的治安秩序，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及时查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民政、财政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

医疗机构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具体组织方式、纠纷受理范围、调解工作程序，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其所需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员工作补贴、调解工作场所和设施由所在地县级财政统筹安排解决。

第八条 鼓励实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支持保险公司开办医疗责任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鼓励、指导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险。

医疗责任保险费用计入医疗机构运行成本。医疗机构不得因投保医疗责任险提高医疗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者负担。

第九条 医院协会、医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和医疗卫生常识教育，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医疗风险。

新闻媒体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医疗纠纷，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章 预防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疗安全责任制度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设立咨询投诉接待场所，配备咨询投诉接待人员，接受和处理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的咨询、投诉。

咨询投诉接待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如实记录咨询投诉人反映的情况。投诉记录须经投诉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能够当场处理的咨询投诉事项，应当当场处理；无法当场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应科室或者指定相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毕，处理结果由咨询投诉接待人员向咨询投诉人反馈。

第十四条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二）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因病施治，合理医疗，提高服务水平，保证医疗质量。

（三）向患者如实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情况，耐心解答其咨询，并注意做好心理疏导；如实告知患者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后果的，应当如实告知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

（四）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实验性临床医疗的，应当征得患者书面同意；无法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说明，并征得其书面同意。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出执业范围实施医疗行为；

（二）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三）隐瞒、误导或者夸大病情；

（四）故意使用与病情不相宜的诊疗技术和药物；

（五）篡改、隐匿、伪造、损毁、抛弃病历资料；

（六）收受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财物；

（七）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经营企业或者人员给予的回扣、提成。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书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

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第十七条 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有权复印或者复制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资料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要求复印或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复印或者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复印或者复制时应当有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在场。

医疗机构应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要求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可以按照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十八条 患者、患者近亲属及其代理人在医疗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医疗秩序，尊重医务人员；

（二）向医务人员如实陈述病情病史，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诊断、检查、治疗和护理；

（三）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

（四）不强行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超出其救治能力和执业范围的医疗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处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

发生重大医疗纠纷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应当及时了解掌握情况，督促医疗机构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解决纠纷。必要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派人到现场指导和参与医疗纠纷处理。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重大医疗纠纷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发生严重影响医疗秩序或者可能引发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医疗纠纷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报告。

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依法出警，开展教育疏导，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级人民政府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协调机制规定的职责做好有关工作。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医疗纠纷处理工作机构或者配备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人员，明确医疗机构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职责，规范医疗纠纷处理程序。

第二十二条 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下列措施进行处置：

（一）医疗纠纷处理工作机构和有关人员立即接待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认真听取其意见，向其告知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方法和程序。必要时，医疗机构负责人应当亲自接待和听取意见。

（二）与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共同封存或者启封病历资料和有关现场、实物。封存的资料、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不得涂改、伪造、隐匿、损毁、抛弃。

（三）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或者分析讨论，并将会诊或者分析讨论结果及处理意见告知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

（四）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的，2小时内将尸体移送太平间或者殡仪馆；不能确定死因，死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对死因有异议的，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尸检和尸体处理。

第二十三条 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对医疗行为有异议的，应当采用合法方式表达意见和要求，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抢夺、盗窃、损毁病历资料、档案，哄抢、损毁医疗机构的设备、设施；

（二）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限制医务人员的人身自由，阻碍医务人员正常工作或者生活；

（三）在医疗机构拉横幅、张贴标语或者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噪音、堵门、占据通道、泼洒污秽物、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抢夺尸体、违规停尸；

（四）其他扰乱医疗秩序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解决。

医患双方可以各自推举5名以下代表参加协商。

协商应当在医疗机构的接待场所或者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进行，不得妨害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

第二十五条 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二）申请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关调解；

（三）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

（四）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其他合法的纠纷解决途径。

医疗机构应当在其接待场所的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程序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民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应当申请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

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参与调解。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应当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由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做到客观公正、及时妥善。

人民调解员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耐心讲解法律和政策，耐心说服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八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需要查阅病历资料、咨询或者询问有关专家和有关人员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先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对调解工作中获悉的当事人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有保密义务。

第二十九条 医疗纠纷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后生效。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第三十条 医患双方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诉讼或者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分别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已经投保医疗责任险的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的，应当及时通知承保保险公司，承保保险公司应当参与医疗纠纷处理活动。需要理赔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赔付。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职责，导致本行政区域内多次发生因医疗机构过错引起医疗纠纷，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由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问责情形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第三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执业中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二）收到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申请后不依法及时调解、处理的；

（三）接到医疗纠纷报告，不及时督促处置，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直接管理的医疗机构多次发生因医疗机构过错引起医疗纠纷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公安、司法、信访、民政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管理混乱，有严重事故隐患，影响医疗安全的；

（二）未设立咨询投诉接待场所或者未配备咨询投诉接待人员接受和处理咨询、投诉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为患者复印、复制病历资料或者拒绝为复印、复制的病历资料加盖证明印记的；

（四）未制定有关医疗纠纷应急预案和处理制度的；

（五）发生医疗纠纷，不及时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启动应急预案的；

（六）未按照规定保管、封存或者启封病历资料、实物的。

第三十六条 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护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一）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泄露患者个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经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五）篡改、隐匿、伪造、损毁、抛弃病历资料的；

（六）索取、非法收受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财物的；

（七）索取、非法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经营企业或者人员给予的回扣、提成的。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并可以责令其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其代理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人员利用医疗纠纷，组织、参与前款规定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医疗纠纷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泄露当事人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军队、武警驻湘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劳动教养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狱等场所的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的，由其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处理。

医疗机构内的监管病区发生医疗纠纷的，由设立该病区的部门参照本办法处理。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