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解雇权与就业权存在着冲突，是劳动法面对的难题之一。法国劳动法就解雇权的规制，经历了从私法思维到社会法思维的转变。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把解雇权视为形成权，因而解雇权不受合同法以外的法律之限制。但是，社会法思维把解雇权社会化了，解雇权不再单单是私权。国家开始介入解雇权的行使，要求解雇必须实体上具有“真实且严肃的理由”。雇主还必须遵守严格的解雇程序。任何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违法将导致雇主面临经济上甚至刑事上的惩罚。而且，法国劳动法还设置了独立的劳动司法机构，这是规制解雇权的司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城市公共车辆客运管理办法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6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共客运（以下简称公共客运）管理，促进公共客运事业发展，适应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保障公共客运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客运，是指在城市内供公众乘（使）用的公共汽车（含中小型公共汽车）、旅游客车、出租汽车等客运方式及公共客运场、站等配套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内的公共客运管理。属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旅客运输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是本市公共客运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客运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南京市客运交通管理处是本市公共客运行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客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市公共客运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公安、交通、规划、市容、工商行政、财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公共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共客运贯彻全面规划，统一管理，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原则。
　　公共客运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公共客运应当优先发展大运量的客运方式。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六条　从事公共客运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应当取得客运主管部门核发的客运资格证件。
　　客运资格证件是指客运主管部门对经营者核发的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对客运车辆核发的营运证件；对客运从业人员核发的服务资格证件。


　　第七条　经营公共客运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客运车辆、停车场地、经营场所和资金；
　　（二）有经培训合格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
　　经营公共客运的个人还应当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户口。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客运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确认其经营资质，并发给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经营者凭经营许可凭证或者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并持车辆牌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到客运主管部门领取营运证件。


　　第十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公共客运的从业人员进行岗前业务培训，培训合格的，发给服务资格证件。
　　从业人员应当根据服务资格证件确定的范围上岗服务；无服务资格证件的，不得上岗。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参加客运管理机构组织的经营资质年审。
　　年审不合格的，应当限期改正，重新办理年审手续。


　　第十二条　经营者发生合并、分立、歇业，或者变更名称、项目等事项的，应当按规定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办理客运资格证件的变更、注销手续。
　　公共汽车经营者变更线路、营运车数、营运时间、行车间隔和售票方式等，必须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公共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客运主管部门会同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公共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工作。
　　经营者要求转让公共客运经营权的，转让双方须向客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但在办理转让手续期间不得影响正常营运。


　　第十四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应当采用竞标和分配等方式出让。
　　公共汽车经营者获得线路经营权后，必须与客运主管部门签定线路经营责任书，领取线路经营权证书，办理营运手续。
　　在本办法实施前，公共汽车营运者已在营运的线路，视同分配获得线路经营权。但经营者必须按前款规定办理营运手续。


　　第十五条　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使用年限为３至５年。公共汽车经营者必须在线路经营权期满１年前，对期满后是否继续经营提出书面意见。
　　公共汽车经营者经营的线路业绩良好，市民满意，经客运管理机构考核合格，其线路经营权可延续使用，但必须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重新办理营运手续。


　　第十六条　公共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３年内不得申请其他线路经营权：
　　（一）被取消线路经营权的；
　　（二）线路经营权未到期自动放弃的；
　　（三）拒不接受分配线路的。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采用竞标或者协议等方式出让。
　　经营者获得经营权后，必须按规定到客运主管部门办理营运手续。

第三章　营运服务管理





　　第十八条　经营者在营运服务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营运管理、车辆检修、安全行驶、容貌卫生、投诉处理、客运票据登记台帐等规章制度，并制定服务规范；
　　（二）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专用发票；
　　（三）按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报送营运报表，接受客运管理机构对其营运资料的查阅；
　　（四）无条件服从因城市建设、重大社会活动、突发事件、恶劣气候和报险救灾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五）公共汽车经营者应当按照批准的线路、营运车数、营运时间、行车间隔等组织营运；
　　（六）变更线路、站点以及暂停营运的，应当提前５天在此线路各站点公告；对因不可抗力造成变更线路、站点以及暂停营运的，应当及时公告；
　　（七）公共汽车采取无人售票方式的，其车辆和班次应当符合无人售票营运条件；
　　（八）公共汽车因道路堵塞暂离规定线路行驶的，待道路堵塞消除，应当立即恢复正常行驶，但必须及时报客运管理机构备案；
　　（九）旅游客车应当在批准的地点售票、发车，因故变更应当提前公告。乘客要求退票的，应当予以退票。


　　第十九条　经营者在营运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接受无服务资格证件的人员从事客运业务；
　　（二）将无营运证件或者被暂扣营运证件的车辆投入公共客运业务；
　　（三）涂改、伪造客运资格证件；
　　（四）擅自将公共汽车及场、站设施移作他用。


　　第二十条　公共客运驾驶员、乘务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证上岗、服务标志齐全；
　　（二）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车；
　　（三）不得擅自拆卸车内安全、服务设施；
　　（四）按规定出具车费发票 ；
　　（五）按照核准的线路走向、班次正点运行，不得擅自缩线、改线；报清线路名称、走向及停靠站名，不得溜站或者站外上、下客；维护车厢内的正常秩序；
　　（六）保持车内环境卫生，不得在车内吸烟，不得将垃圾扫出车外污染路面；
　　（七）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除应当遵守第二十条（一）、（二）、（三）、（四）、（六）、（七）项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使用计价器、顶灯，并严格执行客乘规定；　
　　（二）按乘客要求和季节性需要，使用车内音响、空调等设备；
　　（三）在营运站点应当按序排队，服从调度，不得私自揽客或者欺行霸市；
　　（四）驶离市区营运，应当到公安机关查报站登记；
　　（五）不得拒载或者故意绕道行驶，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服务；
　　（六）不得将营运车辆交与无本车服务资格证件的人员经营。


　　第二十二条　公共客运调度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佩带服务标志，规范服务；
　　（二）指挥出租汽车按序排队，督促公共汽车按照核准的班次发车；
　　（三）秉公合理调度，有车必供。遇紧急情况时，尽快疏散乘客；
　　（四）调解驾驶员、乘务员与乘客的纠纷，维护站点秩序；
　　（五）如实填写行车日报表；
　　（六）服从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三条　公共客运车辆营运时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技术性能完好，设施齐全，车容整洁；
　　（二）在规定的位置标明经营者的名称、标识、编号和监督投诉电话，张贴营运证件，出示服务资格证件；
　　（三）在车厢内规定的位置张贴线路价格表和乘车规则；
　　（四）营运车辆不准超员载客；
　　（五）公共汽车的头牌、腰牌、尾牌齐全醒目；
　　（六）出租汽车按规定张贴标价签、监督签等，不得擅自在车身上设置商业性广告；
　　（七）出租汽车应当按规定安装专用车号牌。


　　第二十四条　乘客应当遵守乘车规则，并按规定支付车资。出租汽车乘客还应当按规定支付过桥、过路、过渡等费用。
　　乘客违反前款规定的，驾驶员、乘务员有权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第二十五条　乘客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下列行为，有权拒付车资：
　　（一）未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的；
　　（二）未按规定出具车费发票的；
　　（三）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第四章　场、站管理





　　第二十六条　公共客运场、站建设由客运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公共客运发展规划组织实施。
　　公共客运场、站的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资、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筹措。
　　公共客运场、站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时，规划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同步规划建设公共客运场、站等配套设施。


　　第二十八条　公共客运场、站的设置，必须经客运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有关部门批准。公共客运场、站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经营单位负责日常管理。
　　公共客运场、站竣工，应当经客运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第二十九条　公共客运场、站应当向全行业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独揽客运业务；不得侵占公共客运场、站；不得将公共客运场、站擅自关闭、拆除或者挪作他用；不得从事危害公共客运场、站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条　公共客运场、站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设置乘车须知和里程价格表，公布监督投诉电话和服务标准；
　　（二）按国家标准要求在场、站设置公用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三）建立管理责任制度，维护营运秩序，严禁拉客和拒绝载客；
　　（四）保持公共客运场、站环境容貌的整洁；
　　（五）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发票；
　　（六）线路途中的停靠站牌应当保持完好、清晰，标明本站站名、首末班次、沿线站名；
　　（七）发生重大或者紧急情况，应当妥善处理并及时向客运管理机构报告；
　　（八）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

第五章　监督投诉管理





　　第三十一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公共客运的检查监督，在公共客运场、站等客流集散地和道路上，可以对营运车及其驾驶员、乘务员的经营服务行为实施检查。


　　第三十二条　公共客运管理人员应当穿着统一识别服。对客运车执行检查时，必须有两人以上进行，并主动向被检查者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对未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三条　客运管理机构和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鼓励乘客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接受社会监督。
　　乘客投诉时应当提供有效证据。对经核查属实的乘客投诉，可以给予适当奖励。


　　第三十四条　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１０日内处理完毕。客运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３０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延长３０日。
　　被投诉人及其所在公共客运经营单位，应当配合和协助客运管理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及处理。


　　第三十五条　乘客与经营者之间对营运服务质量有争议时，可以到客运管理机构申请调解。
　　乘客投诉出租汽车计价器失准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封存计价器及其附属装置，并送技术监督部门校验，由此发生的费用及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客运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客运管理机构给予处罚；对违反本办法，应当由有关部门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六）、（八）项、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五）项、第二十一条第（三）、（六）项、第二十三条第（二）、（三）、（五）、（六）项、第三十条第（一）、（三）、（六）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五）、（九）项、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二十条第（三）、（四）项、第二十一条第（一）、（五）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或者吊销客运资格证件。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责令客运车辆暂停行驶，就近指定安全地点停放，并依法处理：
　　（一）无营运证件的；
　　（二）无服务资格证件的；
　　（三）拒不接受公共客运管理人员检查监督的；
　　（四）违反公共卫生管理规定的。


　　第四十三条　客运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客运管理机构实施罚款时，必须使用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第四十四条　对拒绝、阻碍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监督检查的，可以责令其改正，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客运资格证件。
　　妨碍公共客运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六条　公共客运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市范围内租赁汽车的管理按照《南京市汽车租赁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宁计综字〔１９９７〕９９３号）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公共客运场、站，是指经客运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向公共客运行业开放，供公共客运车辆停放、上下乘客的场所。
　　（二）出租汽车拒载，是指下列行为：
　　１、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乘客求租而不载客的。
　　２、不服从调度，挑拣业务的。
　　３、未按预约订车要求供车服务的。
　　４、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而中断服务的。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市政府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的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