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动态分析和理性思考
顾苗 赵景川
（安徽大学法学院 合肥 230039）

摘 要：《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阐述了举证责任的历史嬗变过程，认为世界各国对它已经基本形成一致认识；接着对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指出各个阶段举证责任制度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特别重点研究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建立的举证责任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对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证据规则

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中，因其诉讼程序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举证责任的承担情况不同，举证责任的概念也有所变化。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自己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未中断，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本文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审判实践，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进行了研究，希望依此能够对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举证责任的嬗变
诉讼史上最早提出的举证责任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它与民事诉讼相伴而生，当时的表达为“onus probandi”。其最初的含义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在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中规定：“凡主张曾缔结现金借贷或要式买卖契约的，负举证责任。”首次出现了“举证责任”的概念。在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也曾规定：“债权人为索取债务人所欠金额，向其申诉时，可使债权人提供债务证明，令债务人清还。”概而言之，当时的举证责任分配有以下两个原则，其一为“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其二为“举证责任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因此，在当时举证责任乃是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张某一权利的人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其主张不能认定，或者不能成立。[1]
1883年，德国学者尤里乌斯·格拉查在其论文集《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将举证责任区分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Materielle Beweislast)和“诉讼上的举证责任”(Prozessuale Beweislast)，当时这种划分方法在德国理论界占有主导地位，并对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学者通常认为，举证责任由两部分责任构成：其一，是指在诉讼进行的各个阶段，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危险而承担的向法院提出证据的行为责任，又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其二，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又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举证责任可被定义为：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者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在英美法系国家，举证责任一般用“burden of proof”来表示。1975年制定的《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burden of producing proof）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按照他们的观点，证据提出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必须就特定争议点提出充足证据，从而可以要求法官将该争议点交付陪审团作出裁判，否则法官就会不经陪审团而直接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即时裁定；说服责任是指负有此责任的当事人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以使事实裁定者达到相当的确信程度，否则他将在某个争议点上败诉，即他所承担的是“没有说服的风险”。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开始后，就某项事实认定，当事人所负有的提出充足证据，以使裁判者在此事实认定上达到相当的确信程度，从而避免所主张事实不必承认的后果的责任。
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同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提出责任均重在提供证据，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均重在所提供的证据能说服裁判者。所以，两个法系对举证责任的划分方法虽然不同，但在最终结果上还是是殊途同归。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动态分析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在我国的发展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国1990年施行的《行政诉讼法》中第一次出现了“举证责任”这一概念，其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出，这条规定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明确将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行政机关，而对原告的举证责任未加任何科加，理论依据源于行政程序法治化的理念及行政机关的强举证能力；第二，被告举证责任的证明对象仅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而未及其他事实，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仅是具体行政行为。
而正是这两点，暴露了立法对此制度设计的经验不足：首先，它将举证责任仅加于被告行政机关，而没有规定原告的任何举证责任，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原告起诉后，法院首先要查明的一个事实是，原告与被诉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某种行政法律关系，而这种情况下，如果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则于理不通，而且极有可能增加当事人滥诉的可能性。事实上，法院在受理案件时通常要求原告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与被告行政机关存在某种行政法律关系，否则就可能被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其次，将举证责任的证明对象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范围过窄，无法涵盖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情况下的举证责任问题，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同样伴随着其他许多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如当事人是否适格、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等等，因此我们在承认具体行政行为为证明对象的同时，就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也应为证明对象。因为这些事实同样能引起诉讼法上的后果，从而影响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认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因此依笔者之见，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是一方当事人单方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提出的与这一事实无关的事实，无论其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有否利害关系，都不能成为证明对象的观点，[3]正是割裂了诉讼法上的后果与实体法上的后果的联系，从而局限了证明对象的范围。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的举证责任制度是很粗糙的。
第二阶段：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制度进行了补充规定。
首先，《若干解释》第26条细化了被告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其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就是说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受诉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的规定，以“证据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就避免了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以种种理由不履行和拖延履行举证责任的行为。
其次，《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了原告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包括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由其对此举证责任），即在证明起诉合法的问题上，采取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式，由原告证明自己的起诉条件符合法律规定，包括起诉手续完备、与被告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等等。第二种情形为“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这项规定是针对依申请的和行政机关依职权应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而言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范围过窄的不足。但同时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许多时候成为制约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重要因素。如在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中，无论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理睬还是予以拒绝，一旦被起诉，大部分情况下，行政机关都会遇到败诉的可能，对行政机关而言，这无疑是不能接受的事实，因此在目前的行政执法环节中，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所提交的申请很多情况下是不作任何记录的，更何况是给予书面证明。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了申请书，但在行政诉讼中不予承认的话，那相对人如何举证才能证明申请事实的存在，才能避免举证不力带给他的不利后果呢？对于行政机关依法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要求相对人证明提出申请的事实，更是脱离实际！《若干解释》中的此项规定将申请事实的举证责任交与相对人的同时，却没有对其举证责任的豁免作出任何规定，很多情况下将原告人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第三种情形为“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这项规定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责任的条款，是参照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原告对自己由于行政行为而受到的损害，有最清楚的认识和处于优势地位的举证能力，由其提供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赔偿的数额，是符合保护相对人利益和有限国家赔偿原则的。同时对这类案件，被告对不予赔偿和减少赔偿数额负有举证责任，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第32条中确立的。[4]原告举证责任的最后一种情形，按照《若干解释》的规定是“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这是一个典型的兜底条款。应当承认，原告在负有上述规定的三种举证责任之外，还应承担其他举证责任，如证明相关程序上的一些事实，诸如申请财产保全、先与执行所依据的事实等。但应看到，这条规定可能使原告的举证责任无限扩大，而加大原告诉讼的难度。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若干解释》对原告举证责任的规定有改进的必要。
再次，《若干解释》第24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初步明确了在行政诉讼中第三人也应负一定的举证责任。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参加到原告一方，还是被告一方，其最基本的一点，他都需证明其参加诉讼符合法定条件，包括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主体适格等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否认第三人的举证责任，那种认为在行政诉讼中第三人不负举证责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笔者认为第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是有限的，不能因此条规定而任意加重第三人的举证责任，而背离设立此条规定的初衷。
第三阶段：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这个规则在《若干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对被告在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举证责任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操作性也更强。如它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又规定：“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证据的，被告应当在正当理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可以看出，通过这些规定，对被告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已经相当完善。
其次，对《若干解释》规定的原告的举证责任进行了规范化和系统化，并取消了兜底条款。笔者以为，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对《若干解释》第27条第（二）项的改进，即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中，原告举证责任免除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第二种是，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证据规则》的此项规定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若干解释》在此问题上的不足，减少了原告对此负有的不合理的举证负担，可以有效消除原告在此类案件上的担心和疑惑，更好的发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作用，打破行政机关在此类案件中的幻想。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第二个免责条款中，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受理登记制度不完备，并作出合理说明，同样存在《若干解释》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而成为被告行政机关对抗公民起诉权的最后一道“护身符”，而且即使原告求助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很多情况下，恐怕也是无力回天。
此外，《证据规则》第6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这是总结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经验而增加的一条规定。这条规定首先告诉我们，原告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举证，但并不因此而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被告不能因为原告在具体行政行为上的举证错误而免除举证责任，其仍需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判实践告诉我们，被告许多情况下不是去证明自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通过去否定原告的主张达到胜诉的目的。在此规定之前，由于法官缺乏对被告这种举证行为的指导和规范，使得被告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这种做法，轻而易举的达到了胜诉的目的。而在此条规定出台后，堵死了被告行政机关的这条“投机”之路，其就不得不回到去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正轨上去。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对当前行政案件的审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再次，对第三人的举证责任问题，《证据规则》也有体现，其规定：“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理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时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责任。”笔者以为这条规定相对于《若干解释》第24条第二款规定，有所深入，对第三人充分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证据规则》并没有明确确立第三人的举证责任，而仅加以泛泛的规定，在诉讼中，法官经常依靠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第三人负有哪些举证责任。对第三人而言，这种做法恐怕有失公允。因此，立法对此应当作出明确规定。
三、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理性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仅仅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者仅仅由原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行政机关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举证优势，而且一律要求行政机关举证不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同样，由原告、第三人完全承担举证责任，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进一步不平等，不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行政诉讼的监督作用。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知道，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违法、越权和滥用权力，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此行政诉讼应当体现一种司法监督性，以保护相对人的弱者地位，与强大的行政机关进行抗衡。因此在行政诉讼的证据制度中，被告应负强举证责任是有法律根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原则在司法程序的合理延伸。
其次，在行政诉讼中的大部分情况下，被告行政机关相对于原告、第三人具有强举证能力，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被告的举证能力均强于原告、第三人，例如在证明原告因被告行政行为而受损害的事实问题上。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的一些情况下，应体现公平的法律精神，由原告适当承担举证责任。
再次，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当事人的举证应围绕其主张而展开，即在行政诉讼中，对任何一项争议点，两造当事人虽然举证责任不同，但任何一方当事人，只要提出一种事实主张，都至少应对此主张承担提出证据责任，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来证明此事实主张的存在，否则其主张被法官承认的可能性为零。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提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主张，其就应该至少承担提供证据证明此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责任。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想象，假如原告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此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其主张被法官接受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最终或是被驳回或是被不予受理。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不但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举证责任原理的必然要求。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对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如下划分：
1、被告的举证责任
（1）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体合法，即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正确、作出的处理结果合法等，二是程序合法，即应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是依照法定的程序作出；（2）行政处罚合理，即证明根据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合理的；（3）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应证明其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性；（4）行政赔偿诉讼中的有关事实，包括证明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有关事实；（5）其他程序方面的有关事实，如证明原告或第三人不适格的事实、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等等。
2、原告的举证责任
（1）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这是行政诉讼能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原告必须首先予以证明；（2）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即证明在起诉时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有特殊要求的，符合特殊要求，例如需要复议前置的，已经复议程序；（3）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即证明在不作为案件中，自己向被告已经进行了申请活动；（4）行政侵权造成的损害事实，即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和大小等；（5）其他相关程序事实，如申请先予执行的事实等。
3、第三人的举证责任
（1）参诉符合法定条件，包括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身份适格等方面的事实；（2）与其主张相联系的其他待证事实，包括两种情况：如第三人支持原告，其就必须对原告所需证明的事实负担一定举证责任，如其支持被告，其就必须对被告所需证明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
[2]（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3]王向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比较研究[J].人民司法,1998(3).
[4]许东劲.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J].行政法学研究,2002(2).

Dynamic analysis and rational cogitation on burden of
proof f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Zhao jingchuan
(the school of law, 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39)
Abstract: Rules of evidence f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has corroborated burden of proof f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is problem. At first,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deems that it has almost the same meaning in all the countries; and secondly explores burden of proof f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n our country through dividing its course into three stages, designates the successes and defects in every stage, especially the system in rules of evidence. At last, the author pursues rational cogitation to this problem, and gives his opinion on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to burden of proof i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盗窃汽车牌照敲诈钱财如何定罪

刘同庆

近年来，许多地方发生了撬盗汽车牌照索取钱财的案件。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首先撬盗被害人汽车号牌，并留下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敲诈车主小额钱财。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多数在短时间内疯狂作案，危害比较严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以敲诈勒索罪处理的，有以盗窃罪处理的，也有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处理的。
一、类案简介：
犯罪嫌疑人庞某于2008年6月17日至19日夜间，至江苏省海安县新宁小区窃得8辆汽车上的牌照，并在被盗汽车挡风玻璃上留下联系电话号码，让受害人向其指定银行账户存入100-300元不等的钱款，进行敲诈勒索，共计敲诈得款人民币2180元。经鉴定，8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400元。后庞某在海安县海安镇继续盗窃牌照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二、本类案件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汽车牌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是否属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
三、主要分歧意见及评析
第一种意见：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庞某盗窃他人汽车牌照的目的是要利用所盗窃的牌照敲诈牌照所有人的钱财，属于敲诈勒索的行为，其敲诈得款累计达到2180元，虽然未达到江苏省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追诉标准（敲诈勒索得款人民币3000元），但其在短期内连续作案，属于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行为，故对犯罪嫌疑人庞晓飞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犯罪嫌疑人庞某先后盗窃4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价值人民币4400元，已达到盗窃罪的起刑点(江苏省规定的盗窃追诉标准为人民币1000元)，且其在短期内多次实施盗窃，故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
1.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车牌的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要利用这些车牌来要挟车主用钱赎回车牌，而不是将车牌占为己有，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盗窃罪；
2.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有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其敲诈所得数额并未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更有人提出，就算其敲诈总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但因其并不存在单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的情形，其敲诈所得数额需多次累加后才能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而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敲诈勒索类案件各次作案数额予以累计，或在多长时间内予以累计，因此，累计各次的数额作为敲诈勒索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就可以累计计算数额。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时候才能认为是犯罪。故庞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四种意见：庞某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分析如下：
1.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指秘密窃取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理由如下:
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1998年联合发文《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已看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⑵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199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自行车牌照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的讨论纪要》，自行车牌照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同理，举轻以明重，汽车牌照亦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
根据以上分析，将盗窃汽车牌照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应当不存在异议。
2.本案属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其犯罪行为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犯罪的目的和手段触犯了两个罪名。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在两个罪名均成立的情况下，应按牵连犯理论从一重罪处罚，即以盗窃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
第五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2.其数额未能达到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标准。
笔者倾向于支持第五种意见，即根据现行刑法，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庞某不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原因是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并实施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些省区也有相类似规定，如江苏省就将自行车牌照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据此，汽车牌照被认为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甚至有法院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所谓“证件”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有关事实的凭证，主要包括证件、证书。即只有可以证明持有者的身份的才是证件，而“汽车牌照”作为政府颁发的行车凭证，并不能证明车辆所有人的身份，其仅是一种交通标识，不能涵盖在证件的定义之内。
(2)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与刑法有关规定矛盾。我国刑法对“汽车牌照”的属性有明确界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该两条刑法条文均将车辆号牌明确定位为专用标志，而没有直接界定为“国家机关证件”，从而规定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中。据此可看出，在刑事立法上，“警用车辆号牌、武装部队车辆号牌”均没有作为国家机关证件，而是作为专用标志来看待，那么普通车辆号牌也只能作为普通车辆的标志，而不能作为普通车辆的证件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概念的统一性。
(3) 依据最高法《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最高检《司法解释工作规定》，1998年《规定》仅是“两高”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司法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而“两高”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汽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最高司法机关对该条的理解是：汽车在交易过程中，涉及各种不同的证件，包括汽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以及有关汽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从证件属性看，有关汽车的证明和凭证中，只有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其他证明和凭证则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考虑到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分别将非法生产警车号牌、军车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非法生产一般车辆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解释》没有将伪造、变造汽车号牌等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仅仅将非法提供或者出售汽车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见，2007年《解释》将汽车牌照明确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2007年《解释》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1998年《规定》，在两者冲突时，应严格执行《解释》，即将普通汽车牌照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
(4) 虽然1998年《规定》对证件的内涵作了扩张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针对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的情形，而没有针对盗窃汽车牌照的情形，并没有将盗窃汽车牌证的行为纳入该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此而进行类推解释，以不适当的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2.庞某的行为属于属于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但不构成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
本案行为人庞某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根据法学理论，本案中庞某虽有秘密窃取车牌的行为，但其所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虽然制作车牌需要工本费，申办车牌需手续费，但不能简单地将车牌制作工本费或申办车牌手续费作为车牌的价值。车牌作为一种标志，其只有在和相应车辆配套使用时才具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块普通的铁。所以庞某所盗窃的车牌数额并没有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不构成盗窃罪。同时，因其敲诈勒索数额也未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笔者认为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撬盗车牌讹诈车主钱财的案件，因为案值较低，根据目前的刑事法律，往往无法追究作案人的刑事责任，以至此类案件呈现上升、多发之势。但此类行为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在行为人敲诈勒索财物达不到入罪标准时，有必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以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严厉打击此类行为，保护社会利益。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1.盗撬汽车号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人民币2000元以上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2.盗撬汽车号牌，汽车号牌的价值以办理号牌时所需工本费和手续费计算。
3.盗撬他人汽车号牌，未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或者未达到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一）累计盗撬他人汽车号牌3副以上的；
（二）盗撬他人汽车号牌，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累计达到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


〔作者简介：刘同庆（1977-），男，安徽省安庆市人，三级检察官，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