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76条之
无过错责任及其泛化问题

刘 杰


摘要:我国2004年5月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吸纳了无过错责任赔偿责任原则,这对社会风险的分担和受害人的救济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交通事故法规引入无过错原则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但76条的规定没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作更为细化的分析,无过错原则存在泛化现象,随着《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其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和激化。
关键词:无过错责任 物权平等 高度危险 泛化

据2007年6月4日人民网上一篇文章记载: 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的刘家辉律师驾车正常行使时, 在没有任何预兆和防备下，被一辆右拐弯的车撞击，造成其车右后侧损伤。虽然经交警部门判定应由对方负全责。但在理赔的过程中，定损员却说按“交强险”无责方赔偿限额的有关规定，她应赔付给对方400元钱。一点责任没有，交强险竟然让自己赔偿损失，刘律师感到十分困惑。上海的董先生于今年3月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 一人骑自行车下坡时速度过快，与对面正在开摩托车正常行驶的董先生相撞，摩托车车镜及其他部位均有损坏，自行车损坏不严重。自行车主本想给董先生200元赔偿，可在这时恰巧交警过来了，让董先生赔自行车主100元，而自行车主不用赔，理由是摩托车是机动车，无责任也要赔付自行车。这董先生感到非常愤怒。
自2006年7月1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开始实施起,类似的事件就层出不穷,令广大车主非常不满。近日，刘家辉律师正在组织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交强险征集听证授权委托书活动，矛头直指“交强险”的“无过错赔偿”条款。2004年5月《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实施时就曾引起社会热烈讨论的其第76条,即所谓的“机动车负全责”的规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道交法76条的规定是否存在无过错责任原则过于泛化的问题?

一 无过错责任的产生及理论根源
(一) 无过错责任的产生
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无过错责任,或称客观责任、严格责任,是指法律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之目的,在损害后果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任何当事人的情况下,仅以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给予受损方合理补偿的归责原则。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责任不可或缺之要件。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随社会化大生产的,尤其是危险性工业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因工业化早期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各国最初都把之当作一般的侵权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实行的是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受害人要主张请求权,必须首先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其难度可谓十分巨大。结果常常是受害者无法举证,因而得不到任何赔偿,若自己财力有限,甚至抢救费和医疗费都得不到保障,不少事故受害者因此错过治疗良机而残疾甚至死亡。
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走入普通家庭,有车族的数量迅速膨胀,交通事故也频频发生。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二十世纪初,世界许多国家陆续通过立法,规定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1916年,美国学者巴兰庭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了交通事故实行无过错责任的主张中。目前，无论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大都实行无过错责任。
(二) 无过错责任的理论依据
世界主要国家将无过错责任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其理论依据主要又三点:
1.危险责任思想和危险控制理论。德国学者柯麦勒将各种态样
的危险责任分为三类:①建筑物及其他厂场，因建筑或保管上瑕疵，致生损害的危险责任。② “技术危险”之固有危险责任，包括运送工具、机械及发动机之危险责任和利用、保管及输送各种危险物质之设备及营运之危险责任。③动物占有之危险责任类型。他还认为危险责任的根源，即在于吾人的必须忍受，而这些在本质上无法完全控制之特别“危险”，支配或利用危险根源之人，虽无可归责之过失，亦应负担该危险所生之损害，此即危险之最终基础。对于这些危险惟有危险物的保有者能控制危险、避免危险，“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
2.报尝责任理论。这一理论源于罗马法“获得利益的人负担危险”
的法谚,即所谓的“利之所得,损之所归”,谁享有了利益,谁就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根据上述理论, 机动车属于上述之“技术危险”,其高速运行给周围环境构成无法完全控制的危险,若机动车的驾驶人能尽到谨慎义务,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危险,减少损失。同时,机动车的运行支配者和享受了机动车运行带来的利益, 自然应由他们承担因机动车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这也与与我国民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精神一致。

二 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确立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一) 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确立的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机动车是否应该归属于高速的运输工具,是否对其周围的环境构成高度的危险。根据柯麦勒就危险责任所做的分类,高速行使的汽车当然具有高度危险性。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是能在《民法通则》上找到立法根据的。
(二) 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确立的现实基础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吸纳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国家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而在立法上做出的反映。
首先,我国机动车的拥有量越来越多,截至2006年11月7日,仅北京一市的机动车数量就已达280多万辆。另据新的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机动车数量已占世界的2%左右。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道路及其他交通设施的极大改善，机动车的行驶速度日益加快。而我国目前的道路设施侧重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设施则相对比较落后,城市里的非机动车道比较少，行人过街设施更少，导致他们行路难，被迫冒险在道路上穿行，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极大。
其次,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汽车，但基本的汽车礼仪、汽车文明还未形成。我国尚未形成车与人和谐相处的文化，不文明驾车、人车对立的现象不断发生，开斗气车、走霸王路者不在少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尚没有成为汽车文化的核心。
再次,我国13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是构成非机动车辆驾驶人和行人的主要群体，且绝大多数没有保险体系作为支持，当这些人一旦受到损害，若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让他们承担举证的责任,无疑会加重其负担,甚至完全无法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这将导致则其损害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机动车交通事故实行无过错责任,将促使机动车驾驶人心谨慎驾驶，尽力避免事故的发生。
基于国际上的立法现状及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归责实行无过错原则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具有前瞻性。无过错责任的实行对于维护弱者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无过错责任的泛化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仔细研读法条,发现其中的规定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存在泛化现象:
1 道交法76条规定,对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体现了生命的无价和社会对生命及人权的尊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法条也同时规定,对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也按无过错责任原则给予赔偿,这种做法违背了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我国新近颁布的《物权法》规定,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任何物权人在其物权遭受侵害以后,都可以平等地享有物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以及其他请求权,通过行使这些权利,使自己遭受侵害的财产得到恢复、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补救、遭受妨害的现状得以排除。笔者认为,与生命相比,财产是可以再创造的,在保护层面是处于下一层的,机动车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理应按各方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而条款的规定, 极大的加重了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赔偿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发生如前文所述的行人严重违章，机动车所有人因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大叫不公的现象。
2 机动车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将机动车持有人可能负担巨额赔偿金的风险,通过保险的方式转移给整个社会。这种做法既有利于提高对受害人的救济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车主的风险负担。但根据道交法76条和“交强险”,现实的做法是,若机动车持有者遭受损失,一方事故车辆必须通过对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才能获得赔偿。倘若两辆车不在同一家公司投保,则双方车主需要往返两家公司,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解决由此引起的赔偿问题。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这种交叉理赔制度加重了投保人和受损车主的负担。”保险公司是否应对机动车间的交通事故赔偿承担无过错责任,应该采取何种更为有效的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保险减轻负担,分担风险的功能?
3根据“76条”,对超出保险赔偿额的部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给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造成伤害的,均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若能证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只有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才能不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种不区分机动车的具体状态,一刀切地适用无过错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也违背了《民法通则》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这个前提。《民法通则》23条规定,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而道交法76条界定的主体是“机动车”。试问如果某一机动车的行使速度仅为每小时20公里,或者其处于静止状态情况下,与非机动车或行人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持有人不能证明对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就不能减轻责任；在非机动车、行人因过失或者其他意外情况导致事故发生时,机动车一方就都不得不负全责。没有任何过错,也要支付赔偿金的质疑会再次提出。笔者认为,法规应具体分析机动车处于不同状态的事实,对由此导致的赔偿责任作更为细化的规定。事实上,国际上也存有这样的先例, 如荷兰道路交通法中的严格责任适用于行驶中的车辆，对为保证他人的优先行驶权而停止或为擦挡风玻璃而停在边线上的车辆也还适用，而那些己经停靠，即使是非法停靠的车辆则不再适用了。根据丹麦法，骑自行车者撞上停靠的汽车而受伤的案件也是适用一般的过错规则。

总之,道路交通法76条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吸纳，体现了生命的无价和法律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对及时、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今经济快速发展情况下的公平观。但因法条的规定存有不合理的泛化现象，在实施根据其制定的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过程中这些不合理带来的矛盾就越加凸显，若不及时加以调整，不仅不能实现无过错赔偿原则的初衷，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 于敏•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研究[A]•载梁彗星•民商法论从(第11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116•
[2] 王利明. 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探析[J].法学杂志.物权法专题.2006
中国 巴基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



　　2013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

　　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3年5月22日至23日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总理、参议院主席、国民议会议长、主要政党领导人、三军参联会主席及陆、海、空军参谋长，并与巴各界人士进行广泛互动。双方签署了政治、经济、海洋、航天、能源、交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地区形势下，中巴关系具有更加突出的战略意义。中巴关系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巩固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共同目标。

　　双方同意，根据200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关原则和精神，在现有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双方同意重点在以下8个领域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一、政治

　　中方重申，中国政府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同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感谢巴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尊重巴基斯坦人民根据自身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巴基斯坦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巴方重申，对华友好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和举国共识。巴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推进久经考验的中巴全天候友谊。巴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藏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大业，支持中方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中巴认为“东伊运”是双方共同威胁，将共同致力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双方认为，保持中巴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与会晤的传统，对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充分利用外长对话、战略对话等机制和其他部门对口磋商机制，加强两国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二、经贸

　　双方重申，拓展双边经贸关系是双方一项重要任务。双方同意努力将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发展进程更加紧密结合，把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为此，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贸易、投资、能源、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双方同意，实施好《关于延长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的补充协议》和《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加快推进《五年发展规划》中列出的有关项目，推进第二阶段中巴自贸区谈判，进一步提升两国贸易自由化水平，推进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中方强调，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为巴改善经济和改善民生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推动有关金融机构对相对成熟的中巴经贸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双方同意优先推动中巴农业示范园工作。

　　双方同意加强青年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两国将就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沟通。

　　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在农业、卫生、教育、民生等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尽早举行第三次中巴能源工作组会议，深化两国在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执行货币互换协议，加强金融领域合作。

　　三、互联互通

　　双方认为，中巴互联互通建设有利于挖掘两国经贸、物流、人员往来的潜力，促进两国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两国在这一领域业已开展了良好合作。双方将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中巴互联互通水平，加速堰塞湖处置，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和巴国道公路网修复项目，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双方同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制订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推动中巴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中巴投资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双方决定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成立联合工作组，开展互联互通相关项目的研究。

　　四、海洋

　　双方认为，扩大和深化双方海上合作对丰富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海上安全、海上搜救和救灾、海洋科研及环境保护、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共同支持中巴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应对日益突出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切实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海洋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国家海洋局与巴基斯坦科技部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

　　五、航空航天

　　双方认为，中巴在航空、航天领域合作是两国高水平战略合作的重要体现，同意认真执行《2012-2020年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研究委员会航天合作大纲》，进一步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双方对在巴开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关合作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将继续推进遥感卫星等项目不断取得进展。双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积极探索拓展两国间客货运航线，增加班次。

　　六、人文

　　双方认为，日益扩大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为中巴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中方支持巴方推广汉语教学的努力，将在5年内为巴基斯坦培训1000名汉语教师。巴方支持在卡拉奇大学设立孔子学院，并逐步扩大在巴孔子学院建设。

　　双方同意，尽快启动政府间磋商，实现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国际标准在巴基斯坦落地。深化两国大学、智库、新闻媒体、影视等方面的交流，继续推进互设文化中心工作。保持中巴百人青年团互访机制，加强在青年干部培训和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双方同意将2015年定为“中巴友好交流年”，并通过协商确定各类庆祝活动。

　　七、防务和安全

　　双方认为，中巴两军交往与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撑。双方高度评价两军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将继续保持两军高层互访势头，不断深化在打击恐怖势力、人员培训、联合训练、联合演习、装备技术、院校交流等领域合作，并不断拓展交流合作新领域。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国防科技和国防生产领域的合作。

　　双方认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重申决心继续在双多边框架内开展实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中方认为，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重申尊重巴方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和实施反恐战略。巴方重申坚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承诺将继续积极配合和协助中方打击“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中方对此表示感谢，表示将继续帮助巴方加强反恐能力建设。

　　八、国际和地区问题

　　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双方认为，地区各国应共同努力，应对全球和地区问题，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并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双方认为，要继续鼓励地区相关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原则通过协商和谈判，妥善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双方支持亚洲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积极看待对方参与亚洲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进程。

　　双方认为，中巴两国在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双方同意在包括联合国、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在内的多边场合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并相互予以支持与配合。

　　双方强调，将继续就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联合国改革等重大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双方认为，阿富汗局势发展与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息息相关，实现政治和解是阿富汗迈向和平稳定的关键步骤。双方重申，支持“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和平与和解进程，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与安全。中巴将继续就涉阿问题加强双边、三边及多边磋商。

　　李克强总理感谢巴方对他本人及中国代表团的热情接待。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于伊斯兰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