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纠纷中的诱因责任承担

胡军辉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中，纠纷的起因多种多样，千差万别，越来越体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其中，民事纠纷中的诱因责任承担问题，逐渐成为审判实践过程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这一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加以规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其并不符合民事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不具备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而有的却认为，其虽不符合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其先行为却直接诱发了民事后果的产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笔者想借此案例，对该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案情]
　　被告苟某、王某系夫妻，开有一大酒店。在二00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白天三次找原告尚某追要饭费未果的情况下，于当晚十点钟左右，再次来到原告尚某家，以索要饭费为名，强行敲开尚某和其母亲住所的大门，追要饭费，继而双方发生争吵。在此过程中，原告之母见二被告蛮不讲理，悲愤交加，自服农药，二被告见原告之母喝农药后，先后离开现场。原告之母因抢救无效死亡。于是原告尚某一纸诉状将二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因致其母死亡而造成的死亡补偿费、丧葬费、医疗费等全部损失共计9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母亲服毒死亡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30%，共计3万余元。
该案在审理中出现意见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的主张虽然事实清楚，但二被告的行为并不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原告母亲的死亡与二被告催要饭费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予驳回。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能够有效成立。原告母亲的死亡虽与二被告催要饭费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却是诱发其死亡的主要条件。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二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评析]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处理这一案件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确定二被告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司法、学术界理论颇多，但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条件说。这种观点认为，凡是因其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均是损害结果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能够意识到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减轻其民事责任。这种观点范围太宽，且有悖法理。
　　另一种观点是原因说。这种观点认为，原因和条件有着严格的界限，应严格进行区别，如果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条件与结果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性”，其对民事责任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的机械性，且认定困难，严重限制了法官追求客观事实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种观点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笔者在本案中谈到的“诱因责任理论”也包含在其中。这种观点与民法中的公平原则颇为相符，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法理论所采用。这种学说强调，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标准是“可能性”和“诱发性”，这样法官在办案时，只要在查明案件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况下存在联系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就可以确定该行为与该损害结果之间为有因果关系。
　　笔者同意第三种学说。确认本案因果关系要件，关键是依据第三种观点，来确定那一行为是造成原告母亲死亡的真正原因。
第一，造成原告母亲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的行为，即服毒行为。原告母亲在与二被告索要饭费过程中发生争吵后，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悲愤交加而服毒自杀，是其自主决定，并对自身造成的伤害，从这一事实分析，原告母亲死亡的原因，是其自身加害行为所致，而与他人无关。
第二，二被告深夜索要饭费的行为，是造成原告母亲死亡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二被告深夜强行敲开原告和其母亲的住所大门索要饭费，只是一种非常轻微的一般违法行为。但是，原告母亲的死亡，并非这种一般违法行为所致，因此，二被告的违法行为，只是给原告母亲服毒自杀提供了条件，充其量是其死亡的诱因，而不是原因。
第三，二被告深夜索要饭费的行为属于诱因条件，因而构成相当因果关系。确定间接因管关系是不是相当因果关系，其标准是是否符合：“以行为是存在而可为条件之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吾人智识经验一般可得而知及为行为人所知情事为基础，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缺之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之可能者，其条件与其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①，关键是要判断行为对于结果是一般条件，还是适当条件。本案中二被告的行为事实，以行为当时的智识经验（白天已三次前往原告家中索要饭费），是可得而知的，即深夜到原告家中所要饭费可能导致原告母亲行为过激，这是一个常理；这种行为事实对于原告母亲的死亡这一结果事实的发生，并非一般条件，而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深夜违法索要饭费，就不会有原告母亲服毒自杀这一事实的发生。因此，违法索要饭费是原告母亲服毒死亡的诱因条件，是适当条件，它们之间构成相当因果关系。
确定了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同时又具备了其他构成要件，原告的诉讼请求就应得到支持，二被告就应承担必要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判决二被告承担原告的部分损失，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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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宪法“人权”概括性条款的分析

孟琳


　　【摘要】人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来源，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对人权的宪法化。人权保障概括性条款入宪，开创了中国人权发展进程新的里程碑，它在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宪法对人权的规定不够完备，以及下级法在权利保障方面立法体系不够健全，以致我国人权保障进程的曲折性。
【关键词】人权；概括性条款；公民基本权利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人权入宪的背景状况

　　（一）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的背景状况

　　自从人权概念产生以来，就成为宪法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以不同的形式将人权规定在其中。宪法产生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利，只有将政府的权利纳入到法治轨道，人权、自由以及公民的其他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投身于革命期盼着这场革命能够带来普遍的人权保障。所以革命胜利后，用于确认胜利果实的宪法，当然要将人权保障写入其中。另外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写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①]更为明显的是1791年的法国宪法干脆把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也充分体现了人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则出现在1918年，当时的《苏俄宪法》同样将《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列为第一篇。在宪法随后的发展进程中对于人权保障的态度和质量成为衡量宪法发展程度的标志。

　　（二）我国人权入宪的历程

　　我国自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时间，而自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介绍“天赋人权理论”也有一个多世纪。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我们党首次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引入“人权保障”这一说，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2年，党在十六大报告中重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个建议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根据这个建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规定在宪法之中。这样，人权这个概念最终被我国宪法所采纳。

　　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内容分析

　　（一）关于本条款的性质界定

　　为了分析宪法规范，我们首先需要对其性质了解透彻，并对此做出相关的界定。这样实际中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把宪法规范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分为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质是为国家这一宪法关系的主体设定了宪法义务，所以，它是义务性规范。然而，我国宪法第2条又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将权力授予给国家，国家又设定相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其实质也就是人民为国家机关设定这一义务。这样看来也可以将此宪法规范理解为权利性规范，因为人作为权利主体，其完整的表述为“人民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关于本条款中的一些范畴的含义理解

　　第一，“国家”的含义为何？

　　此处的“国家”具体是指国家机关。从宪政的角度讲，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在具体的宪法关系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由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承担和落实。从宪法学学理的角度讲，“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是政府（国家机关）。而在国家机关中，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应构成义务的主体。而“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一般只在国际法上承担责任。如将“国家”作为人权条款的主体，则会造成宪法责任的无从着落。所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界定为“国家”只是简单化的理解。

　　第二，“尊重”的含义为何？

　　分析“尊重”一词我们应该从其本质的意思出发，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尚没有其他条款有“尊重”一词出现，语中“尊重”意指“尊敬与重视”。此条款当中的“尊重”意味着不侵犯，是国家作为义务主体的一种消极义务，因为国家作为义务主体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如果公共权利对公民的自由权利没有尊重，则公民必将丧失这种权利。由此，可以对该规范中的“尊重”做出两种理解：一是表明人权的实现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价值取向；二是国家权力要受到合理的限制，防止国家公共权力对人权的侵犯，从而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约束公权对人权的侵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对那些自由权利，如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不需要国家干预即可实现的权利，国家除基于正当事由依法定程序可对其限制外，不得对其限制。

　　第三，“保障”的含义为何？

　　单纯的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保障”一词的真正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护之意，但是把它放在法律规范当中又会有其具体的意思，保障人权其实是为国家设定的积极义务。在这一新增宪法规范里，我们可以对“保障”做出如下理解：“保障人权”即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免受来自于国家机关、其他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侵害与破坏。对于那些自由权利，如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国家不仅自己不能侵犯，还需要在这些权利受到其他社会主体侵犯时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救济；对于那些需要国家干预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就业劳动权等，国家不仅不能侵犯，还需要以政权的力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其实现。

　　四、人权入宪的理性思考

　　（一）人权人宪的意义

　　1.人权入宪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权发展的实践，对于人权问题进行再认识。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由党和政府执行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