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财产形态单证化

作者简介：梁剑兵，男，生于1961年，山西岢岚人，辽宁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基础理论、海商法。
摘 要：本文在联系经济关系实践的前提下，对传统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概念进行了新的认识和界定，提出了将财产划分为事实上的财产和法律上的财产两大形态的全新观点，并建立了“在实际领域运行事实财产，在法律领域运行法律财产”的二元化财产运行模型，试图对传统民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一定的贡献。
关 键 词：财产形态；财产形态单证化；事实财产和法律财产。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上的财产，无论其为有形财产或无形财产，均以财产本身的客观存在为其固有形态。例如土地以地球表面某一陆地地块为其形态；船舶以其固有的材料结构形体为形态；电能以定量的电磁波为其形态等等。
为了记载财产的权属或其或变更的事宜，人们往往以某种单证作为财产权利的凭证，例如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土地财产权的证明，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证明，股票是股东财产权益的证明等等。 这些单证在法律上仅仅具有表面证据的作用，并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财产形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的固有的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样的认识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有无法避免的缺点，即往往使权利的移动和界定产生一定的困难。例如购买住房者已入住所购房屋，但却未与原屋主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手续，在此期间，从传统法律角度看，要界定“买主”和“卖主”对该房屋权利的法律属性就是极其困难的。另外例如，FOB合同项下，一般来说，自货物越过船舷时，货物即财产本身的移动便从一个主体移向另一主体，即由承运人获得了货物即“财产”的控制权。但因卖方仍持有提单，所以卖方在法律上仍具有对货物（财产）的控制权。那么，两种不同的控制权便会产生冲突。笔者认为，解决以上困难和冲突的最佳方法是打破人们对财产形态的一元化认识模型，建立财产形态二元化认识模型，并由此模型出发，建设财产权利移动和界定的“双向运行”模式概念。而建立这一模式的前提条件，便是承认财产形态的单证化。
二、财产形态单证化的含义
传统民法对财产的分类或者是从其固有属性划分的，例如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或者是从财产主体的相对关系角度划分的，例如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即债权和债务）。但是，却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的区别。
所谓具体意义上的财产，也可称之为实际意义上的财产，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财产或者直接能为主体带来一定利益的权利（例如债权和知识产权）。
所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也可称之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是指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财产，这种财产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不能直接为主体带来一定的利益，例如借据、欠条、有价证券、票据、提单等。
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区分方法，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财产划分方法。因为，这种划分绝对不是表明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和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是两个不同的财产。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同一个财产。例如，债权和借据是同一个财产的两种不同形态，提单和货物是同一种财产的的两种不同形态等等。好比水既有液态，也有固态和气态，我们对财产的不同形态，也应该有类似的理解和认识。
从这种理解和认识出发，我们就可以建立财产形态二元化模型：具体财产或者实际财产为一元，而抽象财产或者单证化的财产（也可以称为法律财产）为另一元，并以二者的结合体构成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一模型打破了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一元化认识模型，将可能是民法物权理论新理论体系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点之一。
单证化形态的财产与作为财产权利凭证的单证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仅构成司法程序意义上的证据，而不具有实体财产权利的意义，因而不被认为是一种财产，仅只是一种文件，它不具有可交换和可流通的特点，只能用来推论财产的某种法律状态。而财产形态单证化以后，这种单证作为证据的作用并未失去，同时因为它与实际财产构成同一财产，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或者是被法律所拟制的财产，可以直接用于流通和交换，还可以直接用来确认权利的移动和界定。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承运人向托运人签发的提单就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法律拟制财产。
因此，所谓财产形态单证化，就是指与特定财产构成同一财产的并且为法律所规定的单证本身。由此出发，对某些法律概念可作如下的修正：提单即为法律所拟制的单证化货物自身；房屋所有权证书即房屋的单证化形态；土地使用权证书是土地使用权的单证化形态等等。由此我们便建立了财产形态二元化认识模型。
三、财产形态单证化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人类的商品交换行为，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的历史阶段：以物易物阶段；商品与货币交换阶段和单证交换阶段。单证交换即交换行为的证券化，这种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明显：电子货币、网上购物、票据交换、合同转让等等。此种交换的意义在于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并快速实现财产本身的最大价值和最佳使用价值，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命、并尽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单证交换形态下看到这样的情形：参与商品交换的人们并非特定商品的终端用户，它们往往仅需要单证本身。而财产形态的单程证化便可满足这种需要。
其次，具体意义上的财产因交换的需要而移动，而这种移动是空间上的和物理上的，不仅移动缓慢和不方便，而且为移动它们又要耗费一定的财产（例如宝贵的能源）。而财产形态单证化之后，同一财产的移动便非常快速和容易，尤其在人类电子科技的支持下，这种财产的移动速度甚至可以光速实现和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可在最大程度上节约和保存能源，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法律上，有助于建立财产权利移动和界定的“双向运行”模式，使民法对财产关系的调整第一次具有了直观的和实际的意义，而不再是抽象的与不可捉摸的，以实现人们“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和运行法律财产，在社会生活范围内使用和运行实际财产”的目标。例如，前述购买住房者在入住所购房屋之后，他购买该住房的初始目的（取得居住的便利）便已完全实现，因此，他便没有必要去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这便是“在社会生活范围内使用运行实际财产”的 含义。假设他在居住之后有意图变卖此处房屋或以此处房屋抵押他人，他的身份就必须从单纯的居住者转变为对该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处分权的人。那么，他便必须先行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获得“单证化形态的财产”后，方可以所持单证进行与房屋有关的买卖、抵押等民事行为，这便是“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和运行法律财产”的含义。再例如：托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之后，承运人向托运人交付提单，在这种情况形下承运人获得了对实际财产的控制，而托运人则获得了对“单证化形态财产”的控制。那么，承运人只能“在实际上运输”该财产，而不能在任何法律意义上对财产进行处置。托运人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和运行提单，可以将提单进行法律上的处分。这样一来，当买主欲获得被实际运输的货物时，就必须先进行“法律范围内的财产运行”，第一步以货款赎取提单，第二步以提单取得提单项下的货物。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双向运行”模式的交替实施，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1、准确界定动态权利；2、使权利实现快速而有效的移动。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和真正实现法律经济学的下列重要命题：任何贸易过程都是财产权利不断界定的过程。
第四、以上“双向运行”模式的建立，还有助于我们充分而理智的认识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弱化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过分调整和控制，阻止法律对社会深部的渗透，防止法律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异化物。法律虽然是财产关系的调整器，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调整器。过分强调法律对社会尤其是财产关系的调整作用，有使法律成为专制与腐败的工具的极大危险！最终会使人民陷入无视法律或者激烈反对法律的境地。
最后，财产形态单证化有助于人们充分地了解实际财产的价值、使用价值、品名、型号、种类、规格、质数量、生产者、包装要求和使用规范等等 。我们可以说，人们完全可以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通过对“法律财产”的认识而认识单证项下的实际财产。另外，人类社会电子化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社会管理机构能更准确、更具体和更有效地对社会财产进行管理和调控，那么，如果这种管理和调控是针对具体的实际财产而实施的，电子科技的作用便是有限的，进而导致调控和管理的难度加大和法律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如果这种管理和调控是通过电子手段对单证化财产实施的，那么，其管理和调控的准确、方便、快捷和有效便是不容置疑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财产形态单证化在管理上的巨大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财产形态的单证化问题，是我国民法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尝试性变革与突破。为了为我国民法理论的研究提出新的视点和新的角度，笔者大胆提出上述看法，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同好的切磋和探讨，并求教于大家。

2000-09-21
刘小勇 汕头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捐赠/董事/注意义务/经营判断原则/合理性标准
内容提要: 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值得鼓励与支持，但因实施过度的捐赠而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董事应承担责任。通过考察美国、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得知，由于捐赠并非经营性行为，适用于判断违反忠实义务的公正标准与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经营判断原则并不适合于审查捐赠行为，而是要适用合理性标准。而合理性标准包括金额的合理与目的的合理。判断金额的合理，除应考虑公司的利润、资产等经济状况外，还应结合捐赠的目的进行综合判断。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司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有益于社会整体，同时，也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期利益，理应鼓励与支持。可过度的捐赠因会直接影响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理应被禁止。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捐赠构成过度，其审查标准如何？在公司法上，董事对公司负有两类义务：一是忠实义务，二是勤勉义务。如果董事的行为给公司带来了损失，且违反了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董事理应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是，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要求董事应为公司的利益履行职责，而大多数捐赠却并非以实现公司的利益为直接目的，且捐赠也不属于经营性行为，并非董事的日常职责。那么，适用于审查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公正标准及经营判断原则是否适合审查捐赠行为呢？如果不适合，又该如何建立审查公司捐赠行为的标准？

对此问题，美国有着较为完善的立法规定以及相对较为丰富的学说与判例，而日本则是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概念与理论体系与我国较为接近，且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判例积累。因此，这两国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构建或许具有不小的借鉴意义。在以下，本文将分别考察美国法、日本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构建对公司捐赠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提出建议。

二　公司捐赠与董事的责任：对美国法的考察

在美国，很多公司除了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外，还进行大量的政治献金，故本部分在探讨公益捐赠中董事的责任问题外，也对政治献金中董事责任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法律规定

美国绝大部分州的公司法都明文规定了公司具有为慈善事业等进行捐赠的权利。如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22条第9项规定，公司有权利为公共福利、慈善事业、科学或教育事业进行捐助及在战争时期或其他国家紧急状态下提供援助。纽约州《事业公司法》第202条a款第12项更是明确规定，“不管是否给公司带来收益”，公司有权为公益、地域社会、医院、慈善事业、教育机构、市政等以及在战争时期或其他国家紧急状态下进行捐助。由此可见，根据上述州公司法的规定，关于公司为慈善事业等公益目的所进行的捐助，为不被追究责任，董事似乎并无必要主张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该行为。如果像这样理解，利用股东代表诉讼来追究董事实施捐赠行为的责任则变得几无可能，因为股东是为公司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的。〔1〕

而美国法律协会的《公司治理原则》第2. 01条b项则规定，公司在经营事业中，即使不会因此而增进公司的利润及股东的利益，也可为公共福利、人道、教育、慈善的目的使用合理数额的公司资产。〔2〕可见，相较于州公司法，公司治理原则的规定明确了捐赠资产必须是在合理数额的限度内。

至于公司可否进行政治献金，大部分州公司法并未直接言及，而一部分州公司法及美国示范事业公司法则规定，公司除了可进行公益性捐赠之外，还可进行其他捐赠，但前提是必须合法、且应促进公司事业的发展；而且，有些州公司法及示范事业公司法的官方解释甚至明确指出上述规定的适用对象包括用于政治目的的捐赠。〔3〕这意味着，只要公司的政治献金合法且符合公司的利益，董事的行为就不会构成对受信义务的违反。不过，为防止贪污腐败对民主政治的侵蚀，美国联邦竞选法（FECA）及州竞选法等法律法规在捐赠对象、捐赠数额以及方式、程序等多方面对公司进行政治献金设置了很多限制，如规定公司在选举中不得直接向候选人及政党进行捐助等。〔4〕

（二）法院判决的态度

1.关于公益捐赠的判例

（1）道森（Dawson）案：合理性标准的确立

该案的被告是道森公司的董事长及控股股东，其曾以公司的财产向其本人控制的基金会捐助一部分公司股份，以扶持长期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某非政府组织。该公司的股东以该捐资等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为由，向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法院指定清算组织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对此，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认为，判断公司捐赠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为该捐赠是否具有合理性，而该合理性的标准可参考国内税收法典关于公司捐赠的规定。基于该标准，法官认为，该捐资额正好符合税法规定的可扣除标准；且正因为有了税收上的扣除优惠，该捐赠给公司及股东所带来的损失并不大；而这个相对较小的收入上的损失，却可以换取不菲的社会效益，从而最终给公司及原告带来长期利益。因此，该捐赠行为是合法的。〔5〕

法院在此虽然确立了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但并未清楚地表明具体的标准，而只是声明可参考税法上可扣除的标准。而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关于可扣除的捐赠大致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捐赠金额不得超过全年税前收入的10%；二是接受捐赠的必须是专门从事宗教、慈善、文学等事业的组织。〔6〕由此可见，法院所采用的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额的合理性，二是目的的合理性。（2）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ntal）案：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暨董事长为了展示自己所收藏的美术品，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公司捐款建造以其姓名命名的美术馆的建议，该提案获得了通过。对此，该公司股东向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与集团诉讼，要求法院给予停止实施资金援助的计划、确认无效等衡平法上的救济。原告主张，公司捐款修建美术馆是对公司资产的浪费；承认该提案的该公司董事违反了注意义务，而该董事长为了个人利益使公司出资则违反了忠实义务。对此，法院表明了如下见解：第一，由于该交易不存在董事谋求自我利益的情形，且董事会的成员具有独立性以及董事们尽了足够的注意，故对于该交易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而在适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前提下，原告股东们最终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法院在审查公司对美术馆捐资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美术馆显然是一个合格的慈善机构，而且，考虑到公司的净资产、税前收入以及其所获得的税收优惠，该捐资额在合理的范围内。故该捐资为浪费的主张相当有可能得不到承认。〔7〕

该判决一方面肯定了对于捐赠行为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却又沿袭道森案中所采用的合理性标准。这实际上反映了特拉华州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尴尬境地：既想套用传统的审查标准来审查捐赠行为，但同时鉴于捐赠行为的特殊性，又不得不采用合理性标准。

（3）汉拉汉（Hanrahan）案：不要求捐赠与特定事业目的具有关联性

因处于清算中的汉拉汉公司向爱荷华州的历史博物馆等进行了捐助，股东以该公司的董事为被告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以追究其责任。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经营判断原则适用于所有不包含自我交易的情形。从法律角度分析，慈善捐助是一个好的事业，并不要求其捐助一定与特定的事业目的恰如其分地关联。

公司以该捐助换取了与州之间关于纳税纠纷的和解，获得的退税大于捐助额，且该和解还为公司节约了诉讼费用、避免了上诉的风险；除此之外，该捐助还可享受税收上的优惠，且将艺术品保留在了本州。因此，法院认为该捐助行为在经营判断原则的范围之内。〔8〕

本判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明确了捐赠可不必与事业目的相关联。不过，在该案中，法院虽然认为慈善捐助也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但仍对该捐助进行了实质的合理性审查。这意味着在审查捐赠行为时，适用经营判断原则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经营判断原则事实上并不妨碍法院对捐赠行为的实质审查。〔9〕

2.法院判决对于政治献金中董事责任的态度

由于有关竞选方面的法律对公司进行政治献金设置了诸多限制，很多当事人对其中一些具体法规的合宪性进行了挑战，并形成了大量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些判例中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公司进行政治献金与个人一样，也构成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任何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都必须接受是否违宪的审查。〔10〕这说明，在宪法的维度上，公司进行政治献金在大的原则上是被允许的，而对其进行限制则受到宪法的制约。